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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社會經濟政策考察與研究意見
我們必須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更好的發展與增長，以早日實現人民的富裕幸福。因此，我們需要對國民經濟政策進行考察，以使我們的經濟政策更為科學完善，確保未來國民經濟獲得強有力的發展。
什么是中國的核心問題？
有人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是失業問題、貧困問題、國有企業問題、金融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等，其實這些問題對于中國這艘開往未來的巨輪來說，只是甲板、螺釘、桅桿問題，這些問題并非不重要，但絕不是發動機的問題。在目前以及將來，只有科研創造才堪充當中國發動機的角色。在與世界列強角逐未來的競爭中，發動機成了最核心的問題。
將自主研發創造放在國民經濟核心位置，這是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應采取如下措施：
1、將民族自主創造放在中央政府、各級政府工作的首位。從長遠來看自主創造遠比招商引資更重要，這其中的理由我們在前面有關部分已作過闡述。許多國民經濟、社會問題的最終良好解決都依靠于經濟強勁的發展，都依靠于優秀的創造。創造是財富的源頭，是現代國民經濟發展最核心的發動機問題。將這一問題放在政府工作首位，大力推動中國經濟下一輪的超越式發展，將能更好地帶動各方面問題的解決。
2、研發投入的資本必須盡快提高到世界一流水平。世界許多國家已經早就提高到GDP的3%，我們如果由現在的1.3%盡快率先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比如達到3—5%，將有更充足的資本來促進中國的自主創造，結合中國的人才絕對規模優勢，中國在科技競爭力上將可迅速由世界33位提升到世界前列，假以時日，相信我們可以創造出世界最多、最好的大量產品，結合中國的成本優勢，中國創造和制造的產品將很好地開拓世界市場，中國的經濟將迅猛發展，并且將很好地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的、長期強勁的發展。
3、大力培養中國的創造型人才，培育社會創造文化，加強中國學生創造學教育。
我們現在及未來應重視創造，將創造放在國民經濟的核心位置，大力鑄造財富創造力，讓創造充當起龍頭的重任。也就是說，創造是中國經濟的龍頭，生產、服務、銷售等是中國經濟的龍身，身首具備，巨龍必將騰飛。
在本書中我們不否認中國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和對外技術的引進。但是目前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企業都尚未建立起創造乃財富之源的意識，與富有前途的國家與外企相比，我們嚴重漠視最重要的科研問題，關于這一點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失誤進行實事求是的認識并及時采取彌補措施。對于中國適當的工業化是必要的，但是科研創造則是第一位的。現在中國工業化已取得長足的進展，是該回過頭來全力打造科研創造解決發動機的問題的時候了。
中國應采取創造型增長與生產實
現型增長相結合的經濟增長模式
關于經濟增長發展模式問題，現在中國正在展開新的一輪大思考和大討論。我們在這里提出一點建議以供我國學術界的參考:
經濟的增長有多種，但總的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
一、創造型增長。創造型增長是指一個社會創造大量財富，然后將這些先進的新財富進行實現，以獲得國民經濟的增長；或者創造出大量財富，然后由其它國家承接生產，自己以財富創造者（知識產權者）的身份在這一項財富所賺取的效益中分取最多份額的利潤，從而獲得經濟增長的方式。
財富創造論認為國民經濟的財富（包括產品、技術等等）是由研發部門等研究創造出來的，工廠車間只是根據智力創造者的圖紙將其生產出來，然后銷售部門或公司、店鋪將其銷售到更廣泛的人們手里滿足人們的需要。也就是說，國民經濟一般意義上來說，是由研發、生產、銷售三環節構成的，而不是傳統經濟學中所推崇的“生產”一元論。并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科研是財富的源頭，生產、銷售是財富的河流。創造型增長就是主要從源頭上去尋找經濟增長的源泉。
二、生產實現型增長。生產實現型增長，是指諸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大辦工廠或招商引資方式，形成世界工廠，為研究設計發明了“豐田”、“寶潔”等等產品財富的國家生產產品財富，從生產環節分取這些財富的一點利潤以取得經濟發展的模式。生產實現型增長還包括這樣一種情況，即中國改革開放時，與世界可利用技術落差大，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引進國外的可利用科學技術進行生產，也可獲得經濟的增長。舉例子說，1978以前我們用落后的技術生產的A產品，設其價值為10元，我們學習引進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后，生產的新的產品B由于其能更好滿足人們需要，其價值可能達到20元甚至遠比這高得多，設其價值為20元來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學習移植較先進技術后，中國的財富增長了一倍。另一方面，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產品緊缺，10多億人民的需求遠未滿足，一旦大力解放生產力，利用世界的較先進技術生產產品滿足龐大的需求缺口，中國經濟均能獲得速猛的增長。設A產品中國1978年時有100萬個，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改革開放，中國13億人口假設已經擁有1億個B產品。也就是說關于這一產品，中國1998年生產消費了20×10000萬=20億元，而1978年為10×100萬=1000萬元，該類財富增長了200倍，若生產、消費都在國內，在20年里該類財富的GDP增長了近20000%。當然，不是每種產品都是如此，例如鋼鐵等就不是這樣，但其中一部分類似的產品都足以支撐起中國經濟的速猛發展。可以說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完全正確的，當時學習引進、移植國外先進技術的生產實現型經濟增長方式也是正確的。
不過，在學習、引進、移植到一定程度后，應該開始自主創造，而且未來經濟的增長也將主要靠自主創造。這是多方面原因決定的：第一，中國的產品技術與世界可利用技術的落差已變得較小，再過若干年后將不存在這一可利用落差，要想再取得財富技術落差增長空間將很困難。第二，中國的消費需求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需求已接近飽和，要想靠不斷的擴張生產來取得經濟增長將很困難。第三，國內市場已不再為民族企業所獨享，實際上國內市場正經受國外企業和外資企業憑借高科技優勢猛烈的進攻和搶占，要想靠生產落后產品獲得生存已變得越來越難。前面的“財富發展曲線圖”已說明了這一道理。所以我們提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大轉變中，應該以創造型增長為主。假如我們能創造發明“豐田”，并且在中國制造，那么，在國內銷售的利潤全是我們的，在國外銷售的大部分利潤也是我們的。不象現在，利潤絕大部分被別人賺取，我們只能掙點錢養家糊口和分取少得可憐的生產利潤。例如一個巴比娃娃，價格是20美元，在中國進行生產，中國只能獲得35美分，也就是說中國只能獲得總收入的1.75%。現在中國絕大多數民族企業仍然依靠低成本、低價格優勢來獲取生產訂單，但所獲得的利潤極低，甚至難以長久求得生存。
實際上，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一般勞動者數量優勢和世界最龐大的人才數量優勢，完全可以采取生產實現型增長與創造型增長相結合的經濟增長模式。采取生產實現型模式，中國可以解決大量就業問題，而采取創造型模式，中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同時為生產的穩定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總的來說，在新一輪增長思考中，我們必須重視自主研發創造，并進行更大的投入。中國已基本獲得世界工廠的能力，再比其它國家分取更多一點的資本充實到研發環節，即能創造大量世界先進的財富，又能自己生產這些財富，如果將來我們還具有廣泛開拓世界市場的營銷能力，中國的經濟增長發展將是非常樂觀的。
我們的真實意思是，我們在將科研創造工作作為最關鍵的問題來抓的同時，我們也不斷夯實我們的工業生產力，繼續學習國外可以利用的技術進行生產，特別是加強培養國內市場及國際市場的營銷力。因為在財富上，除了需要有不計其數、噴涌而出的源頭外，還需要有好的河流與水尾。世界最強的科研創造力+世界低成本高質量的生產力+世界一流的營銷力，中國的經濟必能取得更快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組織創造力去創造世界先進的產品、技術財富，同時以高性能低成本優勢更好地走向世界，實現中國經濟脫胎換骨的發展。
總之中國需要由過去的生產實現型增長模式向創造與生產實現相結合的新型增長模式轉變。
沒有研究創造就沒有生產
高度重視科研，將投入的比例提高到應有水平，大力進行創造，我們相信假以時日中國的技術將領先世界，我們不僅能奪回國內市場，而且我們可以獲得發展中國家許多訂單，我們還可能獲取歐洲、美國、日本等市場的不少訂單，我們因而就可以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
如果沒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發創造，我們的工廠很難保證一直能為世界生產產品，為國內生產產品都會成問題。一旦我們大力進行研發創造，創造出很好的產品時，才能容易取得市場的訂單，我們的工廠才變得有意義。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沒研究創造就沒有生產。
一項優秀財富的創造，通常能使許多個工廠得以建立，使無數個銷售公司得以產生，從而使成千上萬的人得到就業。例如，人類發明了電腦，因而世界上建立了成千上萬與此有關的工廠，建立了至少數十萬銷售電腦的公司，使得數千萬個勞動者得到就業。在財富總量上，如果至今仍沒有發明電腦，人類就不會享受到若干萬億的財富，無論從實現的角度還是從消費的角度，人類的財富總量就會少若干萬億。
按照通常的說法，科技創造即研究開發是“第一生產力”，車間生產是“第二生產力”，銷售是“第三生產力”。既然是第一生產力，那么從邏輯上我們就應該作第一投資，第一發展。過去那種在政策上主要重視第二生產力的思維現在應該改變。沒有“第一生產力”就沒有“第二生產力”。
控制研究才能控制財富
在財富政策上，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控制研究才能控制財富。
我們控制了研究，我們才能控制財富的主導權，我們才能掌握許多大權。不是象現在一樣，外資企業的研究能力、核心技術控制在別人的手里，我們在財富利潤上分不到多少羹，并且當別人無論是出于什么原因將核心技術撤出中國時，我們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廠房建筑和作廢鐵賣的設備。沒有技術，沒有專利，我們有設備也不能生產，即使生產，能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因為落后而沒有多少人要。
過去招商引資非常重要，但現在的條件與情況在變化，我們發展的階段也在變化，我們需要思考現在是招商引資重要，還是招納世界科研人才來組建無數的研究所重要？在今天，我們認為兩者都重要，但肯定后者最重要，并且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利。當我們研發出大量世界最先進、最有市場、有豐厚財富利潤的產品技術時，加上我們的龐大勞動力優勢以及將來成為世界最大市場優勢的吸引，國外的資本家們會帶著更多的資本蜂涌而至，主動來中國尋求合作辦廠承接生產、承接銷售淘金，中國就會變成真正的硅谷。而這時，也仍是我們在主導著財富的經營。
控制研究才能控制財富，而不是辦起了工廠就控制了財富。在國民財富安全上需要認真考慮這一問題。
大力鼓勵、扶植全民科技創造活動
我們應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扶植各企業、院校、研究機構、民間個人的科技創造活動。
首先是鼓勵、扶植民族企業大搞研究開發，因為企業的研究開發一旦成功，可以很快進行生產、銷售，獲取實際的效益。院校研究所及民間個人的研究發明，則需要進一步找資金、建生產線、摸索市場銷售等，相對來說，轉化成本較高、時間太長。當然，不能由此就輕視民間個人的創造發明，尤其是院校、研究所的創造發明，他們的創造力遠比企業強大。在基礎研究上院校研究所還肩負著重大、長遠的任務，所以國家需要給予應有的鼓勵和扶植，特別是對極為先進和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發明，還要幫助其成果轉化。
在進行科技創造的革命中，我們需要大力推進思想、學術革命。我們要明確提出：挑戰權威，挑戰歐美學術，挑戰新知識，挑戰新概念，推動開拓未來的思想、學術革命以及各學科基礎研究。我們研究開發的重點領域除了包括：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境、納米材料、能源、制造技術、社會基礎設施、國防裝備、人體研究等領域外，還應包括其它一些對未來影響至關重要的領域。
鼓勵、扶植全民科技創新活動，除了直接的財政補貼外，還需要對民族企業的研發稅收進行優惠。這應是一支有力的杠桿。在民族企業中民營企業效率高、進取精神強，對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意義重大，我們在扶植民族企業的科研上，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應一樣重視，一樣扶植。
另外，我們還要加強世界先進學術的翻譯傳播和先進科技的即時收集介紹。要形成科技的趕超，一方面要敢于獨自創造，另一方面也需要“師夷技長以制夷”，站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最前沿來發展。因此，政府應組織力量加強對世界先進學術的翻譯傳播和先進科技的即時收集介紹，以彌補我們在英語上的不足以及單個研究人員在信息獲取上存在的局限性。很有必要由國家組織力量加大對國外各個領域先進技術及知識等的收集、翻譯，然后提供給各研究機構、院校、民間個人和企業，以促進更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研究。這是很重要的措施之一。
重視財富知識的傳播問題
在現代社會，無論是自主創造的先進財富，還是國外創造的先進財富，其要為國民所迅速掌握，都需要有一個財富知識傳播的問題。通常掌握了豐富先進知識的人，具有極強的財富創造能力和財富實現能力。我們主張大力進行先進財富的自主創造，同時主張對國內外先進財富知識的傳播學習，以形成社會強大的財富之力。
優秀、先進的財富知識任其自然傳播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財富知識的傳播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向財富價值量較高的科技著作、學術著作提供出版資金，擴大社會圖書館服務于社會的功能，向農村大力宣傳各種最新的農業科技知識，特別是組織力量動態地收集國外的先進科學知識，然后傳播給國民學習掌握，以提高所生產、創造的財富的水平等等。有學者提出知識傳播工程的概念，這一提法是很有價值的。這的確是一項財富工程。它是財富實現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工程需要政府來著手解決。
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
我們不僅要加大財富的創造，同時要盡可能使國民所創造的所有優秀財富都能迅速轉化成商品，銷往國內外市場，以獲得實際效益。
優秀的科研成果理論上是易于轉化的，可以使得創造者收回成本，并獲得豐厚的利潤獎勵。但是現在的情況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許多優秀的科研成果財富及精神文化類財富不易轉化成現實的財富。特別是大學院校、科研所、民間個人創造的財富。
這要求我們大力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一方面我們要建立成熟、發達的科技轉化市場，讓更多的成果將來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來自行轉化實現。另一方面，政府還要聚集全社會的財力及其它資源，來直接幫助國民所創造優秀財富的轉化，以彌補民間個體力量的不足以及我們現在科技轉化市場的不成熟。另外，健全股市和銀行借貸也極為重要，它們可以使每項富有市場和利潤前景的優秀創造成果都能很快、很容易地獲得龐大的資本以大規模實現獲得效益。
加快科研體制改革
生產關系的落后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科研創造上。我們在科研機制上的落后已嚴重阻礙了國家科學技術的更好發展。一位農科所的人士抱怨，一個好的想法要立項需要至少半年的時間，有的甚至要幾年，最后即使獲得立項，所取得的經費也捉襟見肘。許多學者曾經批評過我們在科研機制上存在的許多問題。當然近兩年來有所好轉。但現在仍然是許多實驗室的負責人為了報項目，取得足夠的經費和上級部門的支持，幾乎把一半的精力放在了跑項目上。實驗室如戰場，實驗室的戰爭就是一個國家最前沿的、決定結局與命運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要在實驗室里打好戰爭，就必須授予科研人員更多任意發揮的權力并且給他們所有必要的支持，我們必須改革任何會消耗科研人員寶貴精力、時間和扼殺科研人員智慧閃光點的落后科研制度。借鑒世界各國的先進做法，總結我們的經驗教訓，對科研體制進行改革，搞活科研，使其具有極強的創造力，努力創立世界最先進的科研體制。管仲創立春秋之初最好的模式，齊國一躍為當時強國；商鞅在當時最為關鍵的耕戰問題上加強改革，為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在科研上的改革，相信也會起到同樣顯著的效果。
中國應該進行科研體制改革，讓每一個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都能很好地進行研究；讓每一個研究人員的重要想法及智慧閃光點都能容易地得到立項，并獲得國家的資助。
在國營企業上我們實行自主經營，在科研上，更應該采取宏觀管理、方向指導，不宜從微觀上去安排得太細太死，要努力增強研究所、科研工作者的自主創造權力。對于政府來說，對科研最重要的是支持，全力支持，而不是計劃。事實證明，除了重大的科研項目外，在科研上普遍實行國家計劃與在生產上實行國家計劃毫無二致，它必然嚴重地阻礙著財富創造力的發展。
另外，在科研上存在的學術腐敗甚至將來可能存在貪污腐敗，我們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但絕不要因噎廢食，更不能得出加大科研投入只會加大科研上的腐敗的錯誤結論，要放在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客觀公正地評論，特別是應該更多建設性的解決辦法。要大力發展我國的教育和科研事業，不宜以偏概全過度貶抑科研戰線和教育戰線，不宜過份地“關注”科學家和教師隊伍中可能存在的極少數的負面的東西。學術腐敗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也應該從加強科研體制建設來解決。但科研、教育上的任一點不足，都不宜將其用來抑制中國對決定未來的科研和教育的發展。
熊彼特的創新與財富創造的區別
關于現在人們經常提到的創新，在經濟學術思想上，源于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
阿羅斯.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約瑟夫.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后來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創新是指在經濟與社會領域中成功地生產、吸收和利用新的事物。實際上，創新的概念應該作這樣去定義與把握，它是指一個社會、企業、個人在財富經濟活動方面關于制度、產品、技術、管理、市場等等方面的創造與模仿更新。在總體問題的思考上是可以使用創新一詞的，但是在政策制定上則應該精確，直指問題的關鍵，那時就不宜用“創新”，而應該用“創造”的概念。否則可能會使社會找錯方向，最終將創新政策變成依然主要是引進一些先進生產線、先進產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而矣，而將關鍵的創造淹沒在更新型創新的重幔之下。對于我國，現在需要擔憂的倒不是企業是否會知道向國外引進先進生產線的創新，而是繼續漠視先進財富的創造型的創新；需要擔心的倒不是科研部門是否會進行向國外的模仿創新，而是自卑于不敢進行領先世界的最先進財富的創造創新；需要擔心的倒不是各級政府官員們是否有引進國外技術、資本的熱情，而是不去組織科研創造力量去源頭上創造知識產權屬于本社會的先進財富。創新與創造有一字之差，但是在中國目前最應該考慮的的確已在這一字之差上了。所以在財富創造論里希望更準確地用創造這一概念。當然，本著作研究的內容、方向、體系與熊彼特也有很大的差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依然是生產經濟學，不過是生產經濟學中最進步的。
熊彼特的“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包括五種情況：1、采用新產品；2、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的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應來源；5、實現新的生產組織。
財富創造論所指的創造包括：1、創造新的產品財富和新的服務財富；2、創造新的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財富，即創造產生財富的財富；3、創造精神文化類財富；4、創造制度類財富；5、創造其它類人們需要的財富。
財富創造論的創造與熊彼特的創新差別甚大。創新包括了創造環節，也包括實現環節中引進新的產品、新的生產線、新的管理模式、開拓新的市場等，是一個好的名詞，但創新實際上在經濟科學上不是財富經濟活動的一個獨立的環節。而創造是一個財富的概念，它包括科學技術創造，也包括精神文化財富創造，它是走在最前面的創新，而不是尾隨他人之后的模仿創新，也不是工廠車間的創新“1、采用新產品；2、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實際上熊彼特的“創新”只是很少部分屬于創造，大部分是指財富的實現，即將人類已經取得的財富第一次引入本企業進行實現。
在世界所創造的財富中，諸如科研制度、管理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等財富只要其是當前最好的，是可以虛心拿來使用的。也可稱作創新吧。但是世界最先進的產品財富、技術財富則是不能免費創新利用的。鑒于中國二十多年來對創造的嚴重漠視，因此我們在這里側重強調創造。并由于在經濟學術系統研究中創造的確是財富之源頭，所以我們就用創造的概念，而很少使用創新的概念。創新雖然較全面，但是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來說太過籠統，而且極易引起許多人找錯方向，就如過去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概念而未用“科技創造是第一生產力”的概念一樣，再度陷入購買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過度跟隨模仿國外先進財富的“創新”思維上，因此我們認為經濟戰略上應該提出自主創造的概念。
對經濟戰略上“創新”概念的思考
2005年末我們在政策層面提出了“自主創新”的戰略，我們已經開始熱議“創新”的問題。相較過去，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深受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影響，即使在經濟學界也是未將其清晰地認為就是創造。在許多企業家和政府人士眼里的“創新”雖然也有創造的部分，但主要的還是將別人先進的東西模仿來運用，例如管理上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產品上模仿別人更先進的產品取代落后的產品等等，而將對新財富創造的內容大大沖淡了。
我們今天提出到2020年時將中國建立成一個創新型的國家。雖然我們已經開始對發展的模式問題進行更新一些的思考，但是在世界各國在財富創造長河中早已百舸爭流的時代，十五年的時間我們無疑太緩慢。特別是我們使用“創新”而未使用“創造”的概念也令人憂慮。
關于創新，不同的人理解可能有所不同。為此我們查閱了國內一些經濟學者的著作，對于創新，經濟學界流行的理解是：“技術發明屬于科學技術的范疇，主要是指創造了一個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而技術創新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主要是指將技術發明付諸于實施，形成一種新的生產能力，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在市場上實現其價值，從而使科學技術從一般生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就告訴我們中國學術界需要重任須肩，對國民經濟的重大戰略提法從學術上進行嚴密思考和建議，不要讓國民經濟錯誤地浪費時間錯誤地找錯方向去做著錯誤的事。我們要吸取這些年來在國民經濟發展大業上嚴重漠視創造的沉痛教訓，立即抓緊時間去大力從事財富創造事業，從財富的源頭上來實現財富與世界同步發展，并超越發達國家早日實現民富國強。切不要用未來近六分之一個世紀的寶貴時間去追求以財富實現為主的創新。雖然創新應該包括財富創造，但在傳統的經濟學里實質上最主要的是指財富實現；雖然我國提出的是“自主創新”，應該具有更強的創造的涵意，但畢竟熊彼特的“創新”所指的思想及內容對于經濟學界、對于各企業家以及負責經濟建設的各級官員的影響都很大，“主要是指將技術發明付諸于實施，形成一種新的生產能力，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在市場上實現其價值，從而使科學技術從一般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學術界恐怕得對我們的提法作重新、慎密的研究和建議，在關系未來命運的學術上不能有絲毫差誤。
論財富創造與數億人民充分就業
關于就業，應主要從財富的源頭上來尋求綜合的解決之道。我們認為首先應該鼓勵大量智力精英就業于智力創造職業，創造出不計其數的財富，其次是調動市場的力量和政府合理管理的力量組織普通勞動者們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財富實現包括生產、服務、銷售等工作中去。一項世界級優秀財富的創造，可能足以解決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就業問題，而大量世界級優秀財富的創造，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大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方面中國擁有8億龐大的勞動力，另一方面隨著工廠、農村生產率的提高，原有生產上所需要的勞動力正在不斷減少，中國正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
過去我們是采取興辦工廠的辦法來解決就業問題。興辦工廠對于解決就業無疑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值得肯定。但是一味追求興辦工廠，則是不妥的，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財富來源于創造，沒有研發創造，興辦工廠我們能生產什么？生產二流的無專利保護的產品？模仿先進產品進行生產？購買專利來生產？招商引資？或等別人給我們生產訂單？都存在嚴重的問題。生產各國已失去專利保護的二流產品，因落后基本上賣不出去，或者其利潤低得難以確保能抵償因風險出現可能帶來的虧損。模仿先進產品進行生產，從長期來看肯定行不通。購買國外專利來生產，國外最有價值、最先進、利潤最高的專利別人肯定不會賣給我們，即使有個別賣給我們，還存在價格高昂的問題，總之專利引進大多數都是存在價格高昂以及數年后落后更新的問題。而招商引資，專利及研發通常為國外資本家所控制，一旦資本家帶著研發核心和專利撤離，留下的廠房與機器同樣不能生產。興辦工廠，只有當自己創造出大量優秀財富后才是讓人心里踏實的。
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科技的進步，使得生產實現財富所需的勞動力數量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一些新的財富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幾乎不需要多少勞動力就可以實現。因此，一個社會，應該緊緊把握這一趨勢。在解決就業上，最好、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組織本社會進行更大規模的各類先進財富的創造，以增加總體財富實現所需的勞動量。
解決中國農村人口就業問題，也最終還是需要靠創造。當然招商引資，興辦工廠，實現農村龐大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變，這是一個好的方法之一，應該肯定二十多年來已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以后最終還是需要靠創造。第一，只有創造出更先進的財富，中國的商品才能更好在世界范圍內實現，中國的工廠才不會在外國優勢競爭下倒閉，中國的工廠才能更大規模地生產，也才會需要更多的工人。第二，我們自己創造最優秀的世界級商品，財富生產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里，才不至于當政治或者其它原因外資企業大撤離時，經濟受到沉重打擊，才不至于不能從國外獲得好的財富生產權時，企業不得不停產倒閉。第三，自己創造優秀產品，并自己進行生產銷售，所獲得的利潤更大，對國民經濟的促進將更有力。第四，一項新財富的創造可以使人們的消費擴張，社會財富生產總量增大，于是有更多的人在增長了的財富生產中得到就業。
我們認為創造是未來解決就業的根本。我們要通過大力創造世界水平的各類商品財富來實現國民的充分就業。
不僅解決中國龐大人口的充分就業依賴于創造，而且解決中國勞動者收入低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依賴于創造。現在情況是普遍的企業是靠學習、引進發達國家的二流產品技術進行生產，利潤當然是非常低，工人的工資也不可能有多高。在世界市場一體化下，這些二流的產品無法在國際上甚至無法在國內、在本區域內與國外的優秀產品競爭，這時候便會被淘汰出市場，企業只好倒閉，工人于是失業了，根本無法談高工資的問題。另外我們招商引進的外資也不可能給我們的勞動者高多少的工資，因為一旦工資提高，成本也會提高，外商的利潤就會降低，外商就會去尋找低工資的地方加工他們的產品。因此，解決工人收入問題最主要的還是依賴于創造。企業、政府，都需要用寶貴的資源去組織科研人才創造優秀的商品。當我們創造出優秀的各類商品財富時，它可以銷售到各地市場，并且因為它比其它財富優秀，因而可能獲得更高的利潤，這時候職工所獲得的工資也能隨之提高。
美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取得的就業成就最主要的也是依靠科技創造。美國在科技上的創造帶來森羅萬象的各類產業的大發展，如電腦、電訊、網絡的創造帶動了許多產業的發展，為美國創造了2000多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財富的需求通常為財富的創造所促進。創造更加豐富、更加優秀的財富比陳舊的財富更容易滿足和擴張人們的需求。當財富的需求量擴張后，生產就變得更為容易，就業問題會從中得到更好的解決。創造滿足需求，從而推動生產的發展和良好的就業。例如沒有創造出手機，人們就不買手機，就談不上與手機有關的生產、銷售、運輸、配件供給、廣告宣傳、售后服務等等方面的就業。當創造出手機來滿足和推動人們的需求時，人們整體的財富需求量增大了，因而社會就會有手機工廠、與手機配件相關聯的工廠，以及手機銷售公司、廣告公司、運輸公司等等的出現，這些無一不需要高素質的職員。一年3億部的手機，使社會增加了3億部手機財富，同時也增加了數百萬個就業的機會。
我們在解決龐大的就業問題時，應該更多地從財富的創造中去考慮解決，一味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向的意識不可取。
改善城鄉差別的關鍵在于創造
改善中國城鄉差距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大量優秀財富的創造。我們認為其它措施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但很難說就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人類的財富隨著大規模的創造而變得越來越多，當我們創造出越來越多世界優秀的大量財富時，那時候我們可以興辦不計其數的高效益的大工廠、服務公司和遍布世界各地的銷售公司。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動者，農村的富裕勞動力自然就大量可以流向工業領域、服務業領域和其它類行業領域。而農村隨著勞動力的下降，每位農村勞動者所耕種的土地量就會大幅度上升，那時我們創造所惠及的農業科技也得到很大發展，少量的農業勞動力運用先進的農業科技和高生產率的機器進行生產，這樣平均每位農村勞動者所生產的財富就會大大提高，以至于每人每年所獲得的收入迅速提高，從根本上縮小與城市收入的差距。如果沒有好的創造，中國在農村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都是事倍功半，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拉大的問題。
我們想強調一點的是，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服務業以及其它新興行業轉變是一個大趨勢。美國的農業產值占GDP的比例為3%，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的比例也約在3%左右，因為農業勞動力所占比例與其GDP比例基本一致，所以農業勞動力能獲得與城鎮勞動力差不多水平的收入。中國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例也已下降到10%左右，將來還會大幅度下降，而農業勞動力卻為5億，占總勞動力的約60%。讓全社會60%以上的勞動力來生產供給10%的財富，農民的收入不可能提高到城市的水平，劃拔再多的資金去調配也不可能達到城市的水平。多余的近50%勞動力需要尋找新的出路。這新的出路就在于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創造，創造出大量優秀的財富，然后創辦企業，吸收這些勞動力到新型財富的生產、銷售、服務等實現中去。
我們在解決城鄉差別時一定要把握農業GDP所占比例下降的歷史趨勢，采取創造型就業的政策，從財富的源頭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拉大以及數億農村勞動者收入低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希望與此同時，國家要繼續加大對農村的反哺工程，這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非常應該的。另外，在中國廣闊的農村地域上探索創造型就業、創造型發展也可能具有重大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是否應將創造的思維延伸到農村廣闊的地域上去，一方面對農產品進行商品化并且高利潤的再創造，另一方面在農村地域上創造未必就是農業類的其它新型的、豐富的、高利潤的商品財富。
平等對待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
企業是現代社會創造財富、實現財富最好的一種形式。因此企業對于一個社會的繁榮非常重要。如果在企業體制上和意識上落后，對于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國營企業體制改革，一方面應該改變陳舊的思維意識，理性地看待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都是社會的親生子，他們都在為人民的財富幸福事業作出貢獻。我們應該平等地對待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
事實的情況是民營企業能以較少的社會公共資源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財富，能為社會提供單位資源基礎上更多的稅收。當出現效益不好或者虧損時不需要整個社會運用公共資源和資金來補助。例如希望飼料，其許多東西得靠自己，運用了社會有限的資源，短短二十年間卻為社會經濟繁榮、勞動者就業、國家稅收、支持農業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說民營企業的資產控制在個人手里而國有企業的資產控制在全社會的手里，這種看法有失偏頗。民族企業的企業主都是國人，是受國家法律管理的人。民營企業的控制權通常看來是控制在民營企業家手里，但最終社會通過法律將其控制在社會的手里。我們見過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地席卷資產逃逸祖國、背叛社會嗎？沒有。民營企業家們的根就在這個社會，況且國家海關上有法律進行管理。
而再從貢獻上來看。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一樣都為社會作出了大量的貢獻。民營企業往往僅占用了社會少量公共資源，卻為社會普遍勞動者平等就業、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等作出了大得多的貢獻。即使在軍工這樣安全性極強的領域，我們認為民營企業同樣能做到。我們可以用國家法律來規范民營企業，可以有國安部門來監督保證其保密性。在國營軍工企業工作的是國人，在民營業企業里工作的同樣是國人。
總之，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它們的一個社會目的都是為社會創造實現財富，滿足人民的需求，促進人民的富裕與幸福。在發展國民經濟上，我們需要思想解放，平等地對待和幫助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以更好地促進民族企業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的大幅度提升。
正確對待資本
關于資本的作用，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從財富產生的機理看，是勞動創造和實現了財富，而從對財富的功勞貢獻來看，勞動具有核心的功勞，資本也具有相應的功勞，資本具有組織財富創造和實現的作用。對于人類已經創造出來的一項工業類財富，例如電冰箱，沒有資本的組織，不可能有材料商愿意將材料賒銷給工廠，不可能有生產這些產品的場地和設備，不可能有成百上千的生產工人、管理人員、銷售人員餓著肚子將這一財富生產出來拿出去賣到錢后再買面包充饑。因此，資本的組織作用是應該肯定的，這有助于我們科學合理地對待促進民富國強的資本，而不是犯左傾主義錯誤將其看作腫瘤欲除之而后快。
過去的代價已經夠沉重。我們應該允許資本的存在，允許資本適當地分配到經營利潤，允許公民將自己的財富節省起來轉為資本去加強國民財富的創造與實現。我們更贊同這樣的觀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國民經濟的繁榮后，大家也共同富起來。
當然，我們同時憎惡血醒的不良資本剝削，例如一些不良包工頭將工人的血汗工資全部席卷走，例如部分不良資本家讓農民工每天干12小時的活，卻只給很少的工資，有的甚至一分不給。例如一些不良企業主在工人發生工傷后，利用自己的強者地位拒絕給受傷工人進行賠償。這只是資本中的不良者，我們通過強有力的法律制裁，是可以懲惡揚善保護工人的合法利益的。還有一個情況是無論是國內還是整個世界，資本利用其權勢所分配的財富利潤都過高，在國民經濟發展之初只要這種情況不太嚴重，不易采取殺雞取卵的做法，待將來經濟更加繁榮，國家更加富裕時，可以通過超高額資產稅進行調節，促進社會富裕基礎上的公平。這應該是上策。況且隨著資本要素的豐富，創造勞動、管理勞動、知識勞動的崛起，將來資本分取的利潤將會大大下降，并且那時隨著高收入人群增多，中小股東的大規模出現，將可能是全民資本取代過去的寡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也較大程度上能趨于共同富裕與公平。
我們知道貨幣所代表的是財富，從更一般意義上來說，即使是金銀作貨幣也不能不代表一定的財富，否則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或者人們不使用傾向。當人們將擁有的這些財富節省起來用于組織各種要素進行產生新的財富時，這些貨幣（或者準確的說這些財富）變成了資本，變了實現新財富的財富。要有資本首先要有財富，不管這種財富是自己所有，還是借貸，總之應該肯定投入者的貢獻。大多數情況下資本實際上是人們將自己擁有的財富不是拿來消費，而是用來組織其它財富產生要素進行財富的創造和實現。大部分資本通常是擁有者長期勞動的積累。一個社會應公平地、有遠見地肯定它的國民將自己擁有的財富用來組織各種其它要素為社會創造實現財富。對于每個人擁有的財富，有的拿來消費了，有的拿來作為資本投入到社會財富的創造實現事業中，增加了社會的財富之力。貶低國民消費取向不足取，貶低國民資本取向也不足取。新型的、全民的資本與過去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的、寡頭的資本不同。中國今天要發展好經濟，恐怕得以正確的眼光來看待資本，只要這種資本不是貪污、掠奪、盜竊而來。因而我們認為趙延忱先生筆下的《民富論》中倡導國民投資創業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價值。
簡言之，資本就是參與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財富。在社會化財富產生時代，它具有組織作用，很必要。資本家對財富利潤的過多分割，不是資本的錯，是部分資本家的錯。需要法律和良知來解決。消滅資本，必然會嚴重地影響到財富之力。我們一定要切記，遠離了資本我們就遠離了財富發展的規律，我們就遠離了繁榮和富強。當然，到今為止大部分資本家都還是為了獲得財富利潤而將自己的財富用來作為資本組織創造和實現財富，對其不要過多的美化。但對其所作出的部分財富功勞應實事求是給予肯定。
對各地政府的意見
對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來說，各地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在財富創造、財富實現以及發展提供什么樣的財富的最佳選擇上都有所不同。當然，對于立志在未來世界財富競爭中擁有重要一席且當地又擁有必要條件者，鑄造世界性的財富創造之力無疑是應該著重考慮的。加利福尼亞州并非因為其是硅谷而顯貴，而是其鑄造世界一流的地區財富創造力而成功。硅谷的稱號只不過是進行大量世界優秀財富創造的代名詞而矣。在我國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曾犯過一個錯誤，非常熱衷于建立高新產業技術園區進行財富的生產，卻沒有足夠的力度去重視建立高科技研發能力，或者在這些高新產業技術園區著重引入世界性的研究創造能力。沒有從財富的源頭上去解決問題，雖然建立起了世界一流的河流，然而最終的情況是幾乎只是零星地吸引了一些生產較先進產品的外國企業來高新產業技術園區加工產品。如果二十年前就重視財富源頭的問題，我們相信中國今天會有三到五個不亞于班加洛爾的硅谷出現。今后我們各地政府在思維上需要轉變。
將本地區鑄造成世界新的硅谷，這是我們每個地方政府夢寐以求的事。對于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我們表示充分的贊賞。但硅谷是什么？硅谷就是一種搞創造發明以及轉化實現并且形成規模的地方。我們想搞硅谷的目的并非是邯鄲學步，而是該搞高精尖化、規模化、產業化、足以啟動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科研創造發明并進行實現。我們想搞硅谷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創建自己的大量研究所和建立進行科研創造的條件，大量吸引組織國內優秀的人才來搞科研創造，以及在國際上爭聘大量世界一流的科學家、研究人員來為我們搞科研創造。另外，對中國流散到各地的最優秀的科研人才群，我們是否也應爭奪回來？這一問題絕不多余。
硅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塊長30英里，寬10英里的狹小地域。它首先依托斯坦福大學，率先進行大規模的財富創造及成果轉化，并聚集了六千多名博士，從而形成世界級的財富創造中心，人們才稱其為硅谷。在許多的報道與論著里，更多地是看到風險資本如何在這里賺取令人羨慕的財富等表面的東西，而未看到六千多名世界級智力精英們創造出不計其數的具有高額利潤的優秀財富的根本實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智力聚集在這里進行財富創造，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在這里絕不可能淘到金。因此，世界許多地方邯鄲學步的做法注定了其失敗的結果。學得好一點的可能要算印度的班加洛爾。
我們首先該做的不是本末倒置地去想方設法引入無數風險投資。沒有高額的財富利潤機會，風險投資就不會來，世界資本絕不會那么傻。以代價高昂的廉價土地、極低的稅收，資源環境的隨意揮霍，充其量能引來一些資本家投資辦廠。作為一個有遠見的地方政府首先是重視創造，注入大量科研資金，提供豐厚的待遇、優越的科研創造條件及環境、智慧的綠卡待遇，并制定極富鼓舞的創造股權政策，吸引組織國內外大量的優秀科研人才進行創造，當創造出大量世界級財富時，世界的資本家們都會聞到香味而夾著皮包來這里淘金，這時候新的硅谷才可能產生。當然，我們不是在說每個地方都要這樣做。而是指諸如中關村、上海、杭州、廣州、成都等教育較發達有實力的地方，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財政上、政策上引入大量的資金到科研上去，以高額的待遇、完善先進的科研條件及環境，以及睿智的科研成果收益股權回報政策以及其它措施去吸引組織國內及國外大量優秀的人才進行財富創造。對于其它許多地方有較好條件的，同樣可以做這方面的努力。若干年后，中國的財富之谷不會只有一個，但只會屬于那些政策成功者。
地方需要有綜合的財富發展觀
這里我們不用“經濟”，而用了“財富”的提法。發展經濟，實質上就是發展財富。而我們各地的許多政府對于經濟的理解卻發生了偏差。在他們看來所謂經濟就是GDP的增長。一個省、一個市、一個縣、甚至是一個鎮、一個鄉、一個村，只要GDP比其它地方的增長更快，那么這個官員就是優秀的。結果呢，我們于是大肆砍伐林木形成荒山，大肆發展畜牧業吃盡草皮，大肆破壞國家法律讓不法開發商占有土地開發房屋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大力庇護企業主將滾滾煙塵排入大氣……實際上，我們追求了暫時的工農業類商品財富，卻讓人民喪失了健康和長期生存發展的財富，我們追求世界工廠的榮耀，卻并未取得國家的真正強盛和人民的安全及長久幸福。因而我們提出使用財富的概念。各地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時需要有綜合的財富觀。
如果追求A財富，必定需要耗費B財富如環境、人民健康、人民長期生存的資源，那么我們就應該衡量A財富是否遠遠大于B財富。當答案是肯定的時候，那么才能犧牲B財富追求A財富。從全體人民的利益來說，是絕不允許產出小于投入的，更不允許犧牲人民的財富來讓少數人獲取利潤、犧牲長遠的財富來獲取一時的政績。
正確認識科學技術與科學技術創造
在我們過去的權威理論中似乎還沒有人士認為科技創造是第一生產力。我們提出的戰略性口號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不是科技創造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與科學技術創造是兩回事。對科學技術，人們通常的理解主要是指歐美國家發明創造的先進的產品、配方、設備、工藝等東西。也就是說，科學技術只是一種物。辯證唯物主義早就告訴人們，物是不能創造財富的，能創造財富的只有科學技術創造活動。從國外引進、學到一種先進的科技，這一科技知識是靜態的，如果不進一步消化自主創新，這一科技很快就會落后，被新的科技所淘汰。
而科學技術創造則是動態的，它是指科學家、研究者們在智力創新思維活動的主導下利用已有知識、技術等等創造先進的、能更好滿足人們需要的科學技術的活動。科技創造活動不是暫時性的，他對于一個國家、一個企業來說，是天天都在做的工作。也就是說，天天都在不斷地創造或試圖創造更先進的財富以滿足人們的需要。不斷地創造更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個國家，這個企業就可以長久地立于競爭的最前面。
我們過去由于認識停留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水平上，嚴重地忽視了創造。一字之差，對中國二十年來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這給了我們沉重的教訓，學術興則國興，學術落后則國落后，中國必須在經濟學術上奮起。
國民經濟的發動機是科學技
術？還是科學技術創造？
關于科學技術，我們認為它只是一個靜態的東西，科學技術創造才是一個動態的東西。國民經濟的發動機不是科學技術，而是科學創造，因為靜態的東西是不可能充當發動機的角色。
在建設國民經濟上，認識這點非常重要。
在許久以來，我們總是強調要提高科學技術，而很少提到國民要提高科學技術創造。表現尤為明顯的是教育方面。我們在很長時期里，花很大力氣向規模上幾億的學生灌輸科學技術知識。但是事實證明，經過數十年的奮斗，我們仍然在絕大多數領域科技落后。
我們如果更強調科學技術創造，那結果會怎么樣呢？實際上科學技術創造是以一定的科學技術為基礎的，強調科學技術創造并非是否認學科學技術。但科學技術是死的，是靜態的，今天全民學習的科學技術，待數年甚至十多年畢業后，早已落后。同樣，今天花很大代價，不管是購買專利，還是引進的國外的科學技術（實際上多為二流技術），一定時間后變得毫無經濟價值。在國民經濟建設領域，如果更強調科技創造，興辦研究所、實驗室，用引進外資的力氣去廣攬國內外科研人才來進行科學技術創造，其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更強調科技創造，那么我們就會在引進的技術上花大功夫進行改進創造，實現科學技術對發達國家的趕超。
總之，是強調科學技術？還是強調科學技術創造？我們需要認真思考。
是進口財富還是進口財富之力？
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每年已達1000多億美元。中國正在為縮小差距作出重大的犧牲，中國所需要的先進技術美國禁止出口，中國只好進口一些其它產品，僅2005年中國就向美國訂購130架波音飛機，合同總價超過110億美元，約1000億人民幣。
我們的觀點是與其進口財富，不如進口財富之力；與其進口商品，不如進口科研與教育上的勞務。與其將這1000多億的外匯拿去購買普通商品以求得雙方貿易的平衡，不如每年拿大量的外匯聘請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教授等到中國來講學培訓、進行學術交流、特別是搞科研等勞務；以及每年再拿大量的外匯來選派數十萬中國最優秀的理工科學生到美國學習，以實現雙方貿易的平衡。
換句話說，中國向美國輸出中國造優秀產品，美國向中國輸出高水平的科研與教育勞務。各得其所。況且我們上面提的勞務是美國所擅長的。并且這些勞務也是中國所需要的。中國不需要產品，中國需要美國科學家、教授們的勞務。多花點錢，中國都是值得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擁有8000億美元的外匯。如何更好地使用這些財富換回中國最需要的財富之力，值得政策擬定者們的考慮。
就本部分的主題，我們要強調的是，財富之力或許若干年前更多的是指生產財富的生產設備，但現在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財富之力更多的是指科研創造，是指本國、本企業勞動者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鑄造時代財富之力遠比獲取財富重要
二十多年來我們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招商引資、GDP增長上。這并非富民強國之道。
公元前246年，秦國委任鄭國修建鄭國渠，雖然歷時十年，耗費龐大的十萬人力，但為秦國鑄造了當時非常重要的財富之力——農業水利工程，加上公元前256年秦國派四川郡守李冰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秦國同時擁有了天下最大的兩個糧食生產基地。成都平原和關中平原，使秦一躍而成為最富裕的國家，從而為十年后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十一世紀，時代財富之力已遠非水利工程，而是科研創造。當我們耗費巨資鑄造起強大的科研創造力時，也必將每年源源不斷地創造出各類世界先進的科技財富，那時我們沒有不民富國強的道理。
時代財富之力需要激勵
時代財富之力不管是創造之力還是實現之力的強大，都需要激勵，而不是去管理。
商鞅獎勵耕戰，即在農業生產最為重要的時代，獎勵人民進行大量農業生產，大大提高了秦國的財富實現之力，強大的財富生產之力利用成都平原、關中平原等土地和發達的灌溉生產出大量的財富，而使秦國變得富強。
中國古代許多賢明的政府都非常重視發展財富之力，即當時的農業生產之力。漢文帝“勸趣（促）農桑，減省租賦”，還親自到田里與人民一道耕種，鼓勵人民大力加強農業生產。在漢文帝時中國即非常富裕，人民幸福和樂，“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遭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唐朝初期及中期也重視對農業生產之力的鼓勵以及各類財富的創造，而使長安成了當時最具影響的世界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唐朝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即使1000多年后的現在也非常巨大。
到了清朝時，對于已經變化了的時代，一個國家重要的不再是農業生產，而是工業生產以及貿易，特別是對近代科技財富的創造。清朝政府壓制國民思想解放，阻礙人民的財富創造之力，中前期還壓制對外商貿，阻礙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走向失敗。
歷史之河永遠在奔騰不息，現在雖然工業生產之力不可忽視，但是財富創造之力已走進時代舞臺的中心，成為最關鍵的問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及時糾正我們的失誤，激勵時代財富之力，超越舊思維奮勇前進。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鑄造中國的比較優勢
財富創造論不是一門封閉式的學說。我們是將國民經濟放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來研究論述的。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具有與其它國家相比有自己的比較優勢。
1978年后，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一方面解放財富之力，另一方面不斷引入世界較先進的技術和國外資本。財富實現力的增強，供給財富的豐富，以及中國龐大的財富需求量，使中國經濟得到了長期的高速增長。至2005年，中國的GDP已達18萬億。現在及以后，中國應該轉向以創造為主導的增長模式。過去的學習引入增長模式已發揮了其后進潛力。我們在其它地方已經分析指出在1978年時，中國一方面財富種類少、財富勢能極低、生產技術落后、財富實現力差，另一方面人們需求遠未滿足。這時候，我們采取引入生產實現增長的模式，中國的經濟就可以很快的增長。但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年引進速度是有限的，由當初落后時的高速，到后來因與國外技術水平的接近而慢慢降低。這時候就需要自己去大量創造出更先進的財富，一方面拓展人民新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大量銷售出去。這樣中國的財富才可以獲得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不是說我們搞了一些創造就可以取得發展。而是我們所搞的創造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水平上都具有世界比較優勢才能取得更好的發展。日本在八十年代也搞創造，當然其如果不搞創造，其經濟八十年代不可能仍高速發展，九十年代經濟情況也會更糟糕，沒有世界第二位的專利創造實力，日本也不可能有世界第二位的GDP。在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的創造就遠不如美國，甚至在部分領域落后于韓國，再加之其GDP基數大，以及其它方面原因，所以發展陷入低迷狀態。韓國自九十年代以來在世界上的崛起，我們認為也主要是創造立國思想的功勞。我們應該好好分析這些經驗教訓，從現在起應加大在創造上智力與資本的投入，盡早鑄造出創造比較優勢，結合中國在財富實現勞動力上的優勢，中國的經濟才能取得更好的發展。
也就是說以后中國需要鑄造新的比較優勢。如果說過去中國有低工資的勞動力優勢、后發優勢。那么未來，中國應該擁有創造上的比較優勢與龐大勞動力、龐大工業鏈、龐大市場相結合的全面比較優勢。
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創造
我們總是說我們中國沒有創造性。實際上不是我們中國沒有創造性，而是現在的我們沒有創造性。
誠如前面所述，中國是人類最早栽植水稻的發明者，早在12000—14000年前就已開始種植水稻。水稻的發明因為遙遠雖然在我們現在看來算不了什么，但它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對于人類來說，遠比現在的蒸汽機、電力、電腦、因特網發明更重要。
中國的創造發明遠不止水稻，還作出了許多重大的發明。
中國在2500年前發明了鐵。鐵對人類提高生產率，和豐富各類財富極為重要，現代社會幾乎無處不見鐵的功勞。
中國在2000年前就發明了船尾舵，促進了中國的航海事業，也促進了歐洲后來的航海事業的發展。
中國在公元2世紀發明了紙，促進了財富知識的交流，使得人們創造的各種財富知識文化可以通過紙作為載體得到廣泛的傳播運用和交流，也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
中國在公元132年發明了地動儀，使人類在地震頻發的地球上居住更加安全。
中國在唐朝時就首創使用煤和鼓風爐。使得中國公元1078年時的鐵產量就達到12500噸。歐洲直到700多年后產量才超過此數。
中國在公元969年時就首次將火藥用于火箭的嘗試。1926年美國研制的液體燃料火箭也才飛出10米的高度56米的平行距離。
中國在公元1000年左右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與紙的結合，使各種財富知識能更快、更大規模的交流與傳播，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自然科學及社會的變革，成為對精神文化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拉開了人類文明的真正序幕，被人們稱為“人類文明之母”。
中國在公元1200年將水力機器用于生產紡織品，這為數百年后英國的紡織品工業化生產提供了新的思維啟迪。
中國在公元1150年時已發明使用羅盤于航海事業，使人類在世界范圍內融合在一起成為可能。
中國在1024年時發明了紙幣，促進了經貿的發展，也為人類的現代貨幣打下了基礎。
在南宋時，中國就早已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科學技術、繁榮的國內外貿易，在1131年，中國約一半的歲入來自貿易收入，到1300年上升到70%，南宋每年必須建造2050艘船只才夠用。到明朝時的十五世紀上半葉，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研制的船已有300尺長，率領了3萬之眾的人出征，進行貿易，與各國和平交流，50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西方國家才有如此規模的龐大艦隊。
英國的李約瑟先生感嘆中國創造力之卓越。如北宋科學家沈括著的《夢溪筆談》中已遍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地學、生物、醫藥以及冶金、機械、營造、造紙技術等等許多方面和領域，并且其先進程度當時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沒哪個文明中心可以比擬。英國的李約瑟先生認為，中國在公元1世紀左右發明的船尾舵，在公元12世紀傳播到歐洲，這對于西方航海業的發跡貢獻是非凡的。傳入歐洲的還有紙張、拉式紡機、平圓拱橋、水力輪式碾磨機、冶金用水力鼓風機、活塞風箱、馬用挽具、雕版印刷、航海制圖法、石弓等許多革命性或重大的技術。丁·尼達姆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統計顯示，在15世紀前的1500年中，從中國傳入歐洲的僅革命性的或重大的技術發明就達35種，更有不計其數的普通發明。但在15世紀前的1500年中僅有4種技術如螺釘、鐘表裝置從歐洲傳入中國。在傳入西方的技術中，最為顯赫的要數紙、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因為這三（四）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并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
我們古代的先民們比我們現在更具創造精神、更智慧。他們寫下了《孫子兵法》、《齊民要術》，他們創造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他們發明了世界最先進的冶鐵術、造紙術、絲綢、茶葉、火藥等等。現在的我們仍處于五百年以來的沉睡之中，只不過所知道的知識更多一點而矣，思維懶惰，缺乏創造的信心。中國要復興，必須改變這種現狀，恢復中國人創造的熱情與潛能。東方睡獅的醒來不在于GDP如何，而在于智力創造的醒來：科技創造的醒來，思想創造的醒來，文化創造的醒來，一句話思維的醒來。
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自強救國
鴉片戰爭使中國朝野震動。中國隨后不久就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洋務運動，實行現代化。
據統計，1894年時，中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已達200家，資本總額3519.1萬元。在當時世界上這一數字已是非常可觀的。而在1894-1913年間，新開辦的資本在萬元以上的企業就有594家，資本額120288萬元。
交通也得到很大的發展，僅1896-1911年間，全國共筑成鐵路9002.1公里。國內重要干線，如京漢、津鋪、滬寧、京張線等相繼通車，鐵路運輸網絡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此時商業也有了相當發展，1890-1894年5年間，中國進出口總值已為25940萬海關兩，而1905-1909年5年間更是達到73860萬海關兩。
1889年底張之洞由兩廣調督湖廣，即開始推進大規模的早期現代化建設。張之洞在工業、交通、農業、金融、軍事、教育等領域的現代化建設方面成績斐然，其在商業領域的業績亦頗為突出。張之洞主持湖北政務不久，就指示江漢關道仿照西歐各國做法，設立勸工勸商公所，陳列湖北土特產品和工業制品供各客商參觀選購，對產品質量和工藝進行評價，以推動商品流通和工業生產，研究改進工商管理辦法。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軌時，中國在使用現代機器以代替手工勞動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10年6月，中國在南京舉辦第一次南洋勸業會。參展的產品種類之繁多，共分教育、圖書、科學學藝器械、經濟、交通、采礦冶金、化學工業等24部，計420類，約100萬件。
后來，民國期間的進一步實業救國計劃，以及1949年以后我們的大煉鋼鐵，以及近三十年來的全面工業化進程。中國各代仁人志士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自強救國探索。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認識到創造的關鍵作用，我們始終在漫長的探索中曲折前進。
《中國的世紀》一書的作者奧戴德.申卡爾寫道“然而，20世紀30年代中國阻擊日本侵略初期所遭遇的挫折表明，吸收西方技術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如果中國希望能夠再次強盛起來，不僅僅需要引入現代技術，還需要學會如何自主發展技術，將技術運用到現實世界中。”
冷靜思考我們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年均經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有不少人士高呼中國已經崛起。我們現在算不算崛起呢？如果以GDP計，在鴉片戰爭時我們的GDP占世界的約28%，相當于今天的美國。即使在1894年，我們的GDP占世界的比例都是比較高的。
《中國的世紀》一書的作者奧戴德.申卡爾先生研究分析認國，中國現在的科技差距，無論是軍事還是民用，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清朝末期還要大。我們想指出的是，申卡爾先生是對中國很熱心的友好人士，其警告也是客觀和友善的，聽聽這些朋友的警告對我們及時改進錯誤非常有益。在鴉片戰爭失敗后舉國震動，也搞洋務運動，清朝政府中的志士如張之洞、曾國藩以及民間許多人士希望通過興辦工廠引進國外技術和商業貿易就可達到強國自救，并且向西方發達國家購買了大量世界先進的軍艦和大炮，結果1894年仍重挫在日本手里，在1900年還重挫在八國聯軍手里。民國成立后，民國政府也搞實業救國，引進了西方不少東西，辦了不少工廠。最后還是在抗日戰爭之初重挫于日本人先進的飛機、坦克、大炮之下。如果世界局勢不是向中國傾斜的話，歷史的結局未可知道。現在我們的經濟、安全真可以說高枕無憂了嗎？只要我們仍繼續漠視科研創造，永遠算不上強國。清朝末年、民國之時，興辦了許多實業，GDP也居世界前幾位，但是根本沒用。
漠視創造，中國五百年沒落之痛。
一個國家是否崛起，關鍵是要看教育與科研是否崛起，也就是要看財富創造之力是否崛起。19世紀30年代后，德國（普魯士）在教育與科研上崛起了，所以德國才得以崛起。美國在19世紀下半葉，以愛迪生、貝爾等優秀科學家的奮起，才推進了美國的崛起。以色列將科學家放在社會最重要的位置，發明創造出了許多世界先進的財富，所以雖然沒有什么石油，也沒有廣闊的良田，但崛起了。今天的韓國高度重視科研創造，實際上也是比較崛起。
今天的我們該怎么去做？
毫無疑問的必須大力進行創造，而且比世界其它國家做出更優秀的創造。當現在的中國人全面進行財富創造時，她必將為人類創造出三倍的財富，必將如公元二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一千多年那樣，首先成為世界科技的中心，然后才可能成為馬可波羅筆下的世界財富的樂土。
對我們現在取得的成就要冷靜，不要自大，要不斷檢討我們的失誤，在創造上及時采取比世界各國更有力的行動，從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的探索中尋找到真正的強國富民之道。
在這里，我們想插一篇時事文章，以更好地及時檢討我們的思維，以及我們因為不創造已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這篇文章在參考消息、中華網、新華網等大量國內媒體上轉載過。
日刊:中國國家昌盛而民族工業卻正走向衰亡
2006-01-25 11:29:32
新華網專稿：日本一家有影響的雜志，日前就中國經濟在持續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發表評論：中國經濟在宏觀上取得了成功和發展，但在微觀上中國的民族企業發展開始達到了極限；中國企業只是關注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自主技術；中國企業之所以不能發揮獨自性，這是因為中國現在的經濟環境造成的。
這家雜志告誡說，外資廠家從一開始就在中國市場扎滿了根，發揮著技術和品牌的絕對優勢，而中國企業只能通過效仿和低價格來與外資企業抗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日本《選擇》月刊1月號刊登的這篇文章，題為《中國國家昌盛而民族工業走向衰亡》，要點如下：。
中國經濟從年增長率每年上升進入了維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許多人認為，2004年為9．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2005年已經降到9％左右。盡管猛踩油門的加速期已經結束，但是作為“慣性”來說，這個增長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國經濟仍維持著非常好的勢頭。的確，中國有收購了IBM電腦部門的電腦大企業聯想集團，有在日本也銷售其商品的家電大企業海爾集團，也有生產的顯像管和彩電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團等。但是，如果冷靜地看，其中許多企業只是維持著表面的繁榮和發展勢頭，而實際潛力不大。
不能發揮自主性的理由
在上世紀60年代，當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開始由鄉鎮小工廠向世界級企業邁進、迅速發展的時候，兩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擁有獨自的技術和產品。眾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個使半導體收音機商品化，60年代依靠獨自技術開發并發展了錄音機及彩電。本田公司1959年開始挑戰兩輪摩托的世界最高級別比賽，1961年首次奪冠。通過向更高目標挑戰，不僅提高了技術，同時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的知名度。
與當年依靠獨自的技術和獨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發展時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企業從實力到經營者的志向顯然都不同。這是因為，中國企業只關注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關系打造企業形象的獨自技術。中國企業也說自己“在開發獨自技術”，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資的技術，不過是在應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國市場。
為什么同樣在經濟高速發展期，日本企業能開發出無與倫比的獨自技術，而中國企業卻不能呢？如果僅僅從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過于輕率。若到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去看中國明清時代等中國王朝鼎盛期的工藝品，那就不難知道中國民族有無與倫比的獨自性及制造產品的才能。應該認為，中國企業之所以不發揮，或者說不能發揮獨自性，這是中國現在的經濟環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點是生產過剩、競爭過于激烈。如果走進大中電器、蘇寧電器等中國的家電大銷售店，彩電、冰箱、手機等各種商品的國內廠家之多會讓你瞠目。中國的國土面積與美國及西歐差不多，過去因為地區間物流困難，所以，各地區都有許多控制著該地區市場的企業。地方政府也支持這些地方企業，因為它們是地方的稅收來源。結果，從海爾、TCL、美的等大廠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廠家，都在競相擴大賣場面積。當然，價格戰也非常激烈。這成了中國產業的頑疾。
疏于對國內企業的“保護”
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期，也曾出現過企業過多、競爭過于激烈的情況。但是日本當時的情況與中國目前的情況有兩點不同。
第一，為在競爭中獲勝，日本企業當時更重視的是在技術和質量上領先，而不是只關注價格。索尼公司在彩電方面開發出了單槍三束彩色顯像管，不僅在國內市場上獲勝，而且成為世界市場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開發出完全滿足美國環境標準的CVCC發動機，在北美市場上大獲成功。
第二，在日本的制造業從鄉鎮工廠向國內市場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業騰飛的時期，日本努力關閉國內市場，徹底限制外資的影響力。中國與日本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況不同，因為全球化，中國不得不在發展中國家也被迫開放市場的時代建立產業基礎。正如中國2001年底加入世貿組織所表明的那樣，中國加緊與世界市場一體化，而不是把保護國內企業放在首位。
這兩個因素相互結合，造就了中國企業今天的這種狀況。外資廠家從一開始就在國內市場扎滿了根，發揮著技術和品牌的絕對優勢，而中國企業只能以剽竊技術和品牌，通過效仿和低價格來與外資企業抗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既然技術可模仿，企業也就沒那么大熱情投入財力和人力進行研發。其結果是，中國制造業的研發費用占銷售額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業的1／5至1／10。這樣，中國企業也就無法發明出單槍三束彩色顯像管，也發明不出CVCC發動機。
如果想通過模仿取勝，那么企業只有一個選擇，就是通過大量生產，降低成本，展開價格競爭。因為各廠家為生存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生產過剩及競相降價也就不可避免。結果，中國企業利潤低，沒有余力抽出資金進行開發研究。這就是中國有許多摩托車、家電、電腦、手機等廠家，但是都在“沒有利潤地忙碌”“進行沒有勝者的競爭”的原因。
這其中，那些為數不多、總算生存下來并成為大企業的中國廠家，最近幾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業行動。那就是通過購買外國企業獲得技術和品牌。聯想集團收購IBM的電腦部門就是一個典型。同樣，TCL收購了法國阿爾卡特公司的手機部門及湯姆森公司的電視部門，南京汽車公司收購了英國的羅弗公司。中國政府把這種中國企業購買海外企業的做法稱作“走出去”戰略，作為產業政策積極支持。但是，中國企業能夠輕易購買的外國企業及其部門往往無法作為技術和品牌而成為企業發展的動力，因為它們在市場上已經被淘汰，所以才被賣掉。中國企業需要盡早明白，技術和品牌只能通過自己公司一點點地積累建立起來。
有可能發生連鎖性破產
90年代后期，在進口產品及外資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國市場上，中國廠家的產品迅速擴大了市場占有率。在兩輪摩托車領域，合資生產的本田摩托車和雅馬哈摩托車所占比率都下降。家電方面，過去松下電器及日立在中國的冰箱、洗衣機、微波爐、空調等市場占有率最大，但這個市場逐漸被海爾、TCL、格蘭仕、美的等中國廠家奪走，彩電及音響制品領域內，索尼也不像過去那么神氣了。在電腦領域，聯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國廠家迅速搶占了IBM、東芝等在中國的市場。在手機市場，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等外資廠家的市場也在被中國企業奪走。
中國廠家在提高成本競爭力和質量、展開銷售宣傳方面發揮了威力。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知道，這些都是技術已經成熟領域的產品，這不過是即便沒有技術的廠家也完全可以參加競爭領域的局部性勝利。而且，即便是這些技術成熟領域，一旦外資整頓了在中國的生產、銷售體制，把立足點移向新技術領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內的外資將展開猛烈的反擊。
在中國廠家發揮了優勢的彩電領域，隨著液晶、等離子等平板彩電市場的擴大，
沒有技術的中國廠家開始被淘汰。盡管中國廠家從臺灣及韓國采購顯示屏，也在生產平板彩電，但是因為沒有線路設計及最核心的處理圖像的LSI等技術能力，所以無法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中國有影響的彩電廠家有可能發生連鎖性破產。
在手機領域，隨著手機市場需求向帶照相、能上網等多功能手機轉移，過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產品方面表現出競爭力的寧波波導、東方電子、科健等中國廠家，開始表現出劣勢。今后如果開始向第三代的方式過渡，中國廠家有可能再次處于劣勢。
因中國需求膨脹，日本、韓國、歐美企業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將決定在全球市場的優劣。同時，因加盟世貿組織，中國政府所保證的市場開放政策及保護知識產權政策逐漸具體化，中國市場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資發揮優勢的環境。
“中國經濟將被外資左右”
本來“改革、開放”政策就是中國經濟出現奇跡般增長的動力，而“改革、開放”
的著眼點是“引進外資、增加就業、擴大出口”。當初中國沒有更深地考慮如何扶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中國企業，以及如何加強它們的競爭力。戰后，日本的前通產省把“保護、扶植、加強民族產業及民族系統企業”作為政策的頭等大事，在材料、汽車、電腦、半導體等各領域限制外資，想方設法提出對日本廠家有利的政策。在這點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中國經濟在宏觀上取得了成功和發展，但是在微觀上中國的民族企業已經碰壁，其發展開始達到了極限。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點，在想方設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機方面，中國想把中國廠家與德國西門子公司聯合開發的TD—SCDMA方式作為全球事實上的標準規格，就是一個例子。
此外，在過去中國企業通過委托生產等一直發揮強勢的紡織、制鞋、玩具、電子零部件組裝等勞動集約型制造業，因中國沿海地區工資水平提高，電力不足、治安惡化等，外資開始到越南、緬甸、孟加拉國去訂貨。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出口大國中國的出口中，60％都是外資企業的出口，這個事實反映了民族企業難以發展的中國經濟的本質。
有什么樣的科研投入，就有什么樣的經濟命運。這一句話是對中國不僅是政策上還包括企業將研發經費壓低在極低水平的一個警告。
當然，我們相信我們將來的進步。中國清華大學的何茂春教授說，曾看到一個極差的城市差到其不得不奮筆想給予其嚴厲的批評，但當他寫好文章時這一城市已經更正了錯誤，自己不得不撕毀辛辛苦苦寫好的文章，轉而寫上一首贊美的詩。我也懷疑我的這一嘔心瀝血所寫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就毫無價值，那時創造已早就深入人心，財富創造大業的所有不足都已彌補。那時我會感到無比的高興。但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在創造上必須迅速采取有力的行動。
中國不能沉醉于僅做世界工廠
我們充分肯定世界分工，也充分肯定一些國家在這之中承擔生產，一些國家承擔創造，我們也充分肯定這國創造實現優勢財富與另一國創造實現的優勢財富進行交換。這都是國富之道。
但我們對中國則有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中國也擁有世界最龐大的智力群，以及中國人追求奉獻世界的理想，所以我們需要自己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一方面為世界生產提供豐富廉價的財富，另一方面為世界創造更多、更優秀的財富。不管是中國五百年的復興大業，還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都要求中國絕不能僅作世界工廠。
中國與中小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擁有13億人口。13億人民必須養活。在前面一些章節我們已反復論述，僅靠辦工廠，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妥的。中國13億人民的就業問題要求中國必須不斷創造出各種各樣世界需要的財富，然后去組織實現，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僅靠國外訂單，13億人民活不了。
中國如果只充當世界工廠，不搞創造，中國就不能控制專利，就不能控制工廠的訂單，最終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決定了中國無法從發達國家獲取先進的技術，最終還得依靠自己去創造。
中國走工業強國之路是一個美麗的幻想。這是鴉片戰爭后清朝末期洋務運動所走過的路，也是民國時期實業強國所走過的路。沒有創造，中國永遠強不了。我們不否認興辦工業（曾經稱洋務運動也好，還是實業也好）對于中國的民富國強有很大的幫助，而且我們是贊成中國興辦工業的。我們要強烈批判的是我們對科研創造上的漠視。我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力從事衛星、導彈等高尖技術的創造，從而中國開始強大，至少足以對抗任何敵人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那樣對中國的入侵和再進行3600萬慘絕人寰的屠殺。
但是我們四十多年來卻忽視了創造。當然并非我們未在進行創造，我們也作了一些創造，甚至作出了一些世界先進水平的創造。但是相對于世界各國來說，我們的科研投入比例極低；我們還是一個擁有13億人民的大國；相對于世界各國來說，我們在世界上的科技競爭實力下滑到世界第33位。世界頗具聲望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研究報告已嚴厲地指出我們是最忽視創造、最不具創造力的國家之一。我們已經飽償不進行創造的惡果，而且還正進一步吞下不進行創造的惡果。我們的汽車業因不能創造出世界先進的技術而被本田汽車等逐出中國市場，幾乎全軍覆沒，我們的彩電因不去創造世界先進的核心技術而被三星等外國企業利用新發明創造的高科技逼壓在生死線上。而我們的安全防衛又如何呢？我們的海軍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對手，我們的空軍未必能絕對勝過日本。在奧戴德.申卡爾先生看來，我們在軍事技術上的差距比清朝末年更大。
不能沉醉于做世界工廠，工業壓根兒擔當不了強國的重任，它只有與科研創造一同才足以更好地使中國強盛。
沒有創造就沒有中國最終的崛起
智力實力與科技創造當量是一個國家未來競爭力最關鍵的要素。由于我們漠視創造，國際競爭力嚴重下降。據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排名，2003年中國從第43位又繼續下跌至第51位。在發展方面,聯合國將中國列為世界第94位。
我們不能因為"神五"、"神六"的發射而陶醉,更不能因為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滿足。隨著工業時代的結束，智力時代的來臨，財富將會日新月異，大量的國家也在搞創造。不能在民族智力與科技創造上鑄造比較優勢,那么落后的命運永遠不會擺脫。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創造的歷史。一個民族的崛起也就是創造的崛起。沒有創造，一個民族永遠不可能強大。在十九世紀時中國的GDP雖然仍占世界的第一位，同樣落后挨打。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辛亥革命到民國復興計劃，甲午海戰受挫于日本以及二十世紀3600萬中國人死于日本的高科技戰爭下，都表明僅僅是引進西方技術的工業計劃永遠救不了中國。我們這二十多年來興辦工廠，同樣如此。離開了創造，中國永遠不可能復興。
未來，中國必須在創造上有所作為。拿破倫說中國雄獅必將覺醒，這種覺醒決不是口號上的覺醒，而是創造思想、創造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需要我們恢復勇于創造、勇于超越的精神，同時需要我們加大在科技研究上的投入。
許多國家的歷史因創造而改寫，也因不創造而改寫。即使稗斯麥再能干，如果沒有科研創造的崛起，普魯士不會崛起，沒有普魯士科學家盡早發明創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藥彈合一的武器，打敗阻礙其國家統一的強敵，普魯士不會統一整個德意志，也不會有今天的德國。如果沒有科研創造的崛起，今天的美國充其量是一個善于種植棉花的大國。不會比加拿大強多少。
明確的說，科研創造未崛起，不可能叫崛起。中國也是如此，沒有創造的再次崛起，中國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真正的崛起。
是率先創造，還是拒絕
隨著人類交流的加強，各國、各企業競爭的加劇，財富創造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快。我們必須融入世界中去交流、去學習、去創造，并且必須加大自主創造的步伐。
看一看自牛頓力學提出以來的近四百年時間里，人類科技創造的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一定要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在發展大計上，沒有非常的舉措，很難想象會超越別人。不要迷戀于我們與歷史相比的一點進步。在市場競爭中有一個比較優勢，在世界格局的競爭中，各國也有一個比較優勢。誰的措施最優秀，誰就是優勝者。在世界競爭的激流中，進取，這是唯一的出路。那種亦步亦趨甚至保守僵化者不可能富強。行非常之舉，方有非常之功。管仲率先進行改革，使齊國一躍而成為天下強國。商鞅率先進行變法，使秦國由邊鄙弱秦變成了統一天下的強國。西班牙支持哥倫布進行海外探險，而成為海上強國。英國率先人類各文明中心發明蒸汽機等進行工業革命，而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于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結束后，率先各國興辦實驗室，迅速變為世界第一科技、經濟、軍事強國。拿破倫因拒絕動力船而失敗，清政府因鉗制創造思維而衰亡。未來的路怎么走？是率先創造還是拒絕？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所選擇的，不僅僅是一種膽略，一種智慧，更是一種命運，一種結局，和一種責任。
0.6%，曾打斷了龍的脊梁
中國有一些學者這樣寫道：“中國勞動力幾乎無限可供給，但是中國的人力資本卻高度匱乏，因此中國今天雖然可以傾其國力攀登少數科學和尖端技術的高峰，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去參與人力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分工和競爭則是沒有可能的。”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缺乏依據。中國有數億普通勞動力，但也有世界最龐大的人才資源。依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僅2001年到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畢業的大學生就達971萬人，畢業的研究生達60萬人。而據國家人事部調查的數據，到2006年時，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已升到417萬人。稱“中國人力資本卻高度匱乏”與事實不符。由于這一認定事實的錯誤，結論也就不可能是正確的。中國擁有的人力資本極其龐大，之所以沒有以世界最龐大的人力資本形成世界最強大的創造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十多年來賤視科研創造的思維所致。我們在有關部分已經指出，一個企業、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科研創造，需要兩種投入，一種是智力的投入，一種是資本的投入。在中國科研創造投資長期壓低在世界極低的水平，在九十年代科研創造投資占GDP的比例一直在0.6%左右。就是到了2005年，也只是1.3%，不足美國、韓國、日本等國十年前的一半。極低的科研經費使得中國大量優秀人才出國“深造”后就不再回來，為競爭對手所利用。留下的一些人才也因科研上缺乏資金，而無機會進入研究部門進行創造研究。在科研部門的人才也受到科研經費嚴重短缺的影響，科研創造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科研項目帶頭人本應將寶貴的精力和優秀的才能用于帶領創造團隊去創造優秀的財富，而為了得到科研經費不得不干起公關員的活，大部分精力用于跑科研經費。用一位人士的話說“愚蠢的0.6%，打斷了龍的脊梁”。
認為“傾其國力”的觀點更是大成問題，0.6%，44.3億美元叫傾其國力嗎？即使達到我們期望的現在3—5%，即600億—1000億美元叫傾其國力嗎？固定資產投資45—48%即88604億元不叫傾其國力？以色列、韓國、芬蘭、印度等這些國家敢于參與世界分工，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去參與人力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分工和競爭則是沒有可能的”。
各國研發投入政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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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
年份 |
占GDP比例 |
國家 |
年份 |
比例 |
|
美國 |
1995 |
2.9% |
印度 |
1990 |
0.8% |
|
日本 |
1991 |
3.0% |
俄羅斯 |
1993 |
0.8% |
|
韓國 |
1994 |
2.8% |
中國 |
1997 |
0.5% |
|
德國 |
1991 |
2.6% |
馬來西亞 |
1992 |
0.4% |
|
法國 |
1993 |
2.5% |
巴西 |
1994 |
0.4% |
|
英國 |
1993 |
2.2% |
墨西哥 |
1993 |
0.3% |
|
加拿大 |
1994 |
1.6
% |
阿根廷 |
1992 |
0.3% |
（資料來源：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年鑒》）
從上表，我們可以找到后來這些國家發展狀況的原因。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濟發展的不景氣，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科研投入低下，向本社會和世界市場拿不出幾件象樣的財富，經濟的衰敗是必然的事。而馬來西亞、印尼等以廉價的勞動力取得了生產訂單，暫時獲得了經濟的“篷勃發展”，但是在金融危機面前一旦外資撤離，經濟便不堪一擊。形成一個反面的例子是韓國，研發投入比例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韓國以優秀的財富創造很快從金融危機中喘過氣來，因高額的科研投入造就了雄霸天下的三星電子等，因而一個半島小國足以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們說不是三星成就了高額的研發資金投入，而是高額的研發資金投入成就了三星。換言之，不是成功成就創造，而是創造成就成功。
高額科研經費的投入是必須的。瓦特一度因缺乏資金停止了工作。如果后來未及時解決，可能人類會少了一項極為寶貴的創造，近現代歷史也許也會重寫。
中國在1997年科研上的投入也僅為44.3億美元，占GDP的0.5%，中國大陸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科研上的全部投入僅相當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研發投入的一半。如果說我們在發展之中難免因認識問題也可能有發生錯誤的時候，但是沒有什么錯誤比這一根本發展大計上的錯誤更為沉重的了。不要以為我們科研上的“0.6%”同樣可以取得10%的GDP高增長，那只是我們13億龐大的人口所蘊藏的改革開放財富增長空間極大而矣。這一財富空間絕不是無限的。
目前，中國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近3000萬人，縣以上國家獨立開發機構5000多個，高等學校辦科研機構近3000個，大中型工業、建筑企業辦科研機構12000多個，合計約2萬個。但是中國在科研經費投入上的嚴重漠視、科研項目的計劃主義、以及科研人才上的計劃性質，造成大約有57%的科研機構不能從事或基本不從事R&D研究與開發活動。
科研經費上長期的低下，已嚴重地抑制著中國的真正崛起。我們必須盡快采取有力的措施。全世界都在展開激烈的競爭，如果要等2020年科研經費投入比例才達到GDP的2.5%，那么我們將可能葬送民族崛起與未來繁榮的機會。
1997年全球研究開發（R&D）經費投入前10位及中國R&D經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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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
國別 |
R&D經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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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車 |
美國 |
82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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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車 |
美國 |
63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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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 |
德國 |
45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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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
美國 |
43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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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
日本 |
39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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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汽車 |
日本 |
35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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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電器 |
日本 |
33億美元 |
|
奔馳 |
德國 |
31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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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 |
美國 |
31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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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立信 |
瑞典 |
31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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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
44.3億美元 |
加大科研投入
靠向國外學習引進先進財富技術進行生產實現，然后賺點錢的模式已經落后。從總體上來看，一個社會不可能向另一個社會學習引進到最先進、利潤最高、市場最看好的財富，因此，一味靠模仿引進的社會不可能取得最好的發展，由于財富落差所取得的一時高速增長絕不會持久。對于中國這樣的社會，就目前來說，關鍵的是要把創造當作一回事。應該投入雄厚的科研開發資金，大力鑄造財富創造力，首先盡早能自主創造大量世界級的優秀財富。
需要反復強調的是，科研投入是財富投入中最為首要的，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種趨勢。如果用傳統經濟學的提法，科研創造是第一生產力，當然工廠生產、公路、街道建設充其量最多是第二生產力了，但是我們卻在固定資產上寧愿投入大筆的資本，而長期在科研創造上只投入極少的一點。
政府對于科研上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及采取諸如稅收、各類政策促使企業更多地投入科研經費是必要的，同時政府還應該對科研成果的轉化給予必要的貸款支持。
我們對于各級政府這些年來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度熱情而對于科研投資的過度冷漠感到不解。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建立起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諸如上海、成都、瀘州等等無數的城市基礎設施水平不在世界之下，但是在最關鍵的財富源頭的科研創造上卻遠在世界先進水平之下。如果能在搞基礎設施的同時，同時分一部分資金注入科研領域，我們的發展遠不是今天的這種狀況。在建設上我們應該抓住關鍵，將有限的資源優先配置在關鍵的財富之力和關鍵的項目上，以關鍵問題上的突破來帶動整個社會的飛速前進。基礎設施的確重要，但科研創造更為關鍵。
那種總是以科研投入要量力而行的話根本站不住腳。印度國內也有一大堆問題需要量力而行，并且比中國窮得多，但印度早在幾年前就已將研發經費提高到GDP的2%以上，并且整個民族對科學家崇敬和重視的程度已到了遠高于中國的地步。對中印兩國，國際許多人士近幾年來逐漸轉而更加看好印度未來的前景。這不能不讓我們及時省思。韓國受到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也有許多需要量力而行的事去做，但是韓國同樣將大量經費投入到科研上。而美國老布什寧愿在其它方面減少預算，也絕不拉科研創造的后腿，為克林頓時代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與開發R&D經費是進行好科技革命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沒有經費或者經費很少，我們的科技創造革命不可能實現，只會是一種空想。充足的研究與開發經費是社會進行重大研究活動所必要的，特別是一些帶有高精尖技術性質的科學研究，研究與開發經費決定著項目的命運。沒有充足的經費將難以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也無法讓科研人才去進行實驗。雖然智力創造離不開智慧的閃光，但現代社會在許多領域要做出高勢能的智力創造，離不開充足研發經費的支持。對許多科學研究來說，科研資本的投入甚至是決定性的前提。如為捉住從外太空飛來的中微子，觀測室要設于深入地下千米的礦坑，坑中的大容器要足以盛放5噸的重水，還要用上感應力超強的偵測器，以及其它許多裝置，每一樣都是無錢不行。在研究開發的經費投入上，美國、日本、印度等大量國家已捷足先登了，我們必須后起居上。
我們過去在科研上的投入是極低的，即使是2005年，也僅為1.3%，而固定資產投資88604億元，占48.6%。要進行一場改變落后現狀、超越世界各國的科技創造革命，需要迅速作更多的投入，應該投入GDP的3—5%。我國的經濟學家洪銀興等先生早在多年前就已研究指出，在科研上的投入遠勝在固定資產上投入的效益更豐盛，R＆D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產出彈性為7.9906，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產出彈性只有0.8760，對R＆D投入產生的效益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的912%。孰優孰劣？非智者也明其抉擇。
我們應通過各種宣傳以及各種政策措施，促進企業加大研發上的投入。政府在科研上也需要注入更加充足的資金，我們不僅要加大對各類公立研究項目的資金支持，而且對于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及民間人士的科研，我們也應加大科研開發支持的力度，促進國民的研究創造。
關于科研投入的辯論
針對一些異議人士對中國加大科研投入的反對，我想在這里為中國的科研投入進行辯論。希望能說服國家早日克服落后思維的影響及時采取行動。
關于投入科研的資本占GDP的3-5%有人認為很高，實際上并不高。車間的生產是生產力，而研究部門的科技創新更是“第一生產力”，固定資產投資我們愿意每年投入GDP的48%，為什么在財富的源頭上就只投入GDP的1.3%呢？在最關鍵的財富之力研發創造上投入GDP的3-5%，其對中國產生的社會、經濟、發展效益可以遠勝過在生產、固定資產上投入同比率的GDP。況且，中國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過熱，分流部分投資（僅需GDP的5%）到研發，一舉兩得，即可防止生產投資過熱造生產過剩，又過增強對新財富的創造。
科研經費的投入一直以來成了許多異議人士反對的政策，他們還認為科研經費的投入會擠占其它方面的資金，他們認為中國應該量力而行。實際上這兩大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能在固定資產上投入GDP的48%難道就是量力而行嗎？韓國在科研上投入GDP的3%，難道別人就未量力而行嗎？
科研經費的投入倒底擠占什么資金呢？是擠占了工業生產資金嗎？中國現在大量工廠生產能力過剩而卻普遍沒有優秀的財富可生產，擠占一點工業生產上的資金有助于解決生產過剩，當所擠占的資金用于科研開發創造出大量優秀的財富時，生產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科研創造是財富之源頭，沒有源頭就沒有河流。科研與教育才是目前最值得投入的項目。
認為科研經費擠占了基礎設施的資金更是站不住腳。中國的許多基礎建設已具有世界先進的水平和規模，況且相比較而言，科研創造對國民財富的增長作用遠比基礎建設重要，科研創造是財富的源頭，科研創造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擠一點相對不太重要的龐大的基礎建設資金到科研創造上去是完全值得的，對基礎建設影響也不太大。2005年我們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88604億元，比上年增長25.7%。其中，城鎮投資75096億元，增長27.2%，而我們在科研上投入的資金呢？在世界處于極低的水平，并且比上年增長僅為20.4%。
我們驚訝于前些年我們許多城市大搞的形象工程、光彩工程，所花費的資金不計其數，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包裝城市形象而更好的招商引資，如果這些資金用于科研創造，相信現在已經在中國大地上誕生出大量優秀的世界級財富。憑借這些能很好滿足世界需要的財富，我們的發展會更為迅速。
當然，我們認為中國科研上的投入大于GDP的10%時可能會形成不劃算的擠占，但我們現在的水平是1.3%，提高到3%至5%應該是恰當的。而一些尖端科技企業投入到科研創造上的經費則可高于其銷售收入的20%，甚至更高。我們不認為從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上調配GDP的5%到科研上有什么不妥。如果現在就采取行動，將是世界上投入比例最高的國家，再加之我們無與倫比的人才智力潛力優勢，當注入資金時，必會取得很大的投入產出效益。
聚集天下智慧謀求發展
一個民族的興起，必是世界人才的聚集。出生于英國的貝爾到了美國，創造了30多項重大的發明專利，特別是電話，還于1877年組建了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商業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兇殘的法西斯反猶政策迫使愛因斯坦、費密等人從德國、意大利遷移美國，進一步成就了美國的強大與崛起。至今世界上最優秀的1200名科學家有700名聚集美國，繼續造就了美國的繁榮與強盛。因此，一個國家要富強應該善于聚集和運用世界的智力。
古代秦國的興起也是如此。秦國前后大膽接納重用不是秦國的人才有：百里溪、商鞅、范雎、張儀、鄭國、白起等等做丞相與大將，正是這些人才使秦國一改落后弱小的面貌，并統一中國。
我們欲民富國強，應該象戰國時期那樣勇于包容、吸納天下的智慧。我們現在不敢大膽接納和重用國外賢才的思維顯然應該改變。獲得貨幣千億美元，不如得到千位世界優秀的科學家。就如宋朝改革家范仲淹指出：“得地千里，不如一賢。”得賢者政修國強，得貨者僅富一時。
我們在人才戰略上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強科研人才的培養、吸納與運用。我們一方面要大力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科研人才，同時還要吸納世界各地優秀人才參與到我國的偉大建設事業中去，并且優待人才，充分運用人才。
關于技術引進與人才引進，誰更有價值的的問題？我們想占用一段的文字進行論述：我們每年要花巨額的外匯去國外不斷購買引進技術。引進技術，我們就是引進了一種概念性財富，可將這種概念性財富生產出來變為現實的財富，去換取更多的貨幣。但是技術永遠處于發展之中，兩年前世界最先進的芯片技術即使人家國外同意高價轉讓給我們，但當我們通過接洽、談判、購買、建立工廠、從國外購買高價設備、改好工藝準備生產時，那一技術已快過時，別人又已研究出更先進的芯片。所以即使要引進，我們也要韓國式的引進，引進技術后馬上消化，并在其基礎上研究趕超。否則我們的引進只會變成別人過時技術的承銷地。我們認為，用一千億美元引進別人的最先進技術，不如用一千億美元的高額待遇從國外引進最優秀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更明智。前一種我們叫“靜態的引進”，后一種我們稱為“動態的引進”。前一種我們引進的是一種隨時可能落后淘汰的技術，只能用很短的時間。后一種我們引進的是不斷創造先進技術的財富創造力，可以源源不斷地創造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財富。如果是技術引進，用一千億我們只能引進世界暫時是較先進的一些技術和設備。而每年用一千億我們相信完全可以招納到世界最優秀的大量科學家和研究員和教授學者來華工作。其利誰大？這是很明顯的事。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不用再引進技術，我們的主張是應盡量去引進創造力，技術設備若實在必要時其次才考慮。我們完全應該考慮每年拔出巨額費用專門用于吸納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教授和人才來華工作。另外宣傳鼓勵企業優先考慮引進創造力也非常重要。我們還應拔出巨款對回流到民族企業的中國最優秀科研工作者進行補貼。這兩項投入即便每年花一千億，我們認為也是極具價值和戰略智慧的。
對于中國來說招納聚集世界高智力人才是可能的，中國已具備較強的工業基礎，經濟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并且我們也有較強的財力。我們已擁有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積存，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來增強中國的財富創造力，用來向國外大量聘請優秀科學家來中國搞科研創造，以及聘請國外最優秀的教授充實到教育戰線上為中國培養世界最優秀的創造性人才等等。總之，應將8000億美元外匯最大限度地增殖。
創造強國
就如彼得.杰伊所說，在弱肉強食的世界，國窮要挨打，國富一樣要挨打。沒有鎧甲的財富和生命是脆弱的，只有國強時才能保護它的人民免遭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份子的屠戮和蹂躪。中國在19世紀并非窮，而是富，并且非常富，經過人民的辛勤勞動，中國擁有世界28%的GDP，經過幾千年各代先民的勤勞和聰慧為我們積累了大量的黃金、白銀、珠寶和不計其數寶貴的文化財富，是當時在總體上最富有的國家。但是仍然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并且二十世紀接著慘遭日本軍國主義的血醒屠殺。現在中國必須民富國強。民要富，就要重視創造、貿易、經營、就業。而國要強，那就必須創造，特別是科學技術的研究創造。沒有世界一流的創造，中國永遠是弱國。
重創造、重教育、重創新、重商貿、重銷售，以及重生產、重經營，應同時成為中國時代的主旋律。重創造，才能掌握財富的主導權，才能為經濟提供豐富的源頭。創造立國、創造強國應該刻入每個公民、每個企業家、每個政府官員的意識里。重創新，重商貿，重生產和經營，并且重銷售，可使財富得到更大限度的實現，以最終獲取良好的效益。而重教育，這是財富創造、財富實現共同的基礎。
創造強國，而非科技強國，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并非我們不愿意使用科技，因為科技給人以過于寬泛的概念，它也是一種靜態的東西，并且不包括文化等財富。因而我們在這里提出“創造強國”的直接概念。也就是大力進行科研創造和文化創造來立國。當我們創造出的科技財富和文化財富領先世界時，中國沒有不強盛的道理。
我們說美國非生產致勝，實乃創造致勝。美國自1993年以來，大幅度增加科研經費，美國國家競爭力委員會稱，美國要在27個關鍵技術領域中取得24個領先地位。美國強大的創造使得其尖端武器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技術）、材料技術、生物技術領先世界，保持了超級大國的地位。在我國經濟學界的劉炳瑛等學者看來，美國富有創新的文化傳統、適應財富發展的體制，憲法所規范的各種科技政策的保證，以總統為首的科技領導機構，研發和教育的高投入，以及能包容多元文化、鼓勵自由思考、獨立創造的社會環境系統，使美國擁有當今世界最全面的國家創造體系。美國是一百多年來最重視科研的國家。正是科研創造托起了美國的崛起與輝煌。例如1876年，發明家愛迪生在門羅公園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專門從事科技研究創造的實驗室，組織了一批從事科學研究的專門人才進行發明創造。到1900年該實驗室獲得了白熾燈、電影、留聲機等1000余項發明，平均每11天取得1項。再如1889年貝爾在美國建立專業實驗室，今天“貝爾實驗室”在全球各地已有2.7萬雇員，其中有4000多名博士，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發明工廠”，已獲得專利23000項以上，它1937年發明電動數字計算機，1947年發明晶體管，1958年發明激光器，1962年發明通信衛星，1974年發明光纖制造技術，1980年發明光交換器裝置。1989年美國總統老布什提出堅持以增加科技實力作為美國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決定性武器：一、加強科學工作在政府中的地位；二、加強工業企業的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實力；三、增加研究、開發、教育經費。在1990年美國老布什總統向國會提交財政年度報告里，雖然許多計劃經費都被削減，但是卻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開發與教育的經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克林頓更是重視科研，因而成就了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美國新經濟。
英國全面的工業革命應該是在18世紀中葉發明蒸汽機和新型煉鐵法以及18世紀下半葉其它一些重大發明創造之后。在工業革命上，中國比英國晚了大約幾十年仍不及時追趕，于是1842年富裕的中國遭受鴉片戰爭之敗。20世紀90年代美國又發動了人類大規模創造的革命，每年美國已經能創造出約十多萬優秀的專利。不僅美國，還有30多個國家科技競爭力已超過我們。而我們怠誤了十五年后在意識上、在科研投入上、在智力組織上都尚未真正起步。
在群國競爭的時代，我們現在必須立即改變落后意識和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盡快鑄造民族創造之力，依靠創造富民強國，依靠創造保障經濟的可持發展，依靠創造增進13億人民未來的富裕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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