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分配一直以來就是人們關心的問題。良好的分配制度有助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和人們走向共同富裕。但至目前為止，人類財富的分配還存在一些問題。
不良資本家的貪婪
在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資本主導著財富的分配。許多不良資本家利用資本的權勢對智力創造勞動者、一般勞動者的財富功勞以及他人的合法權益大肆進行剝削侵吞。
關于勞動者超時勞動，其實質就是超額的財富勞動貢獻，當然應獲得超額的財富利潤回報。在過去和在現在都存在部分不良資本家對他們超額回報的掠奪分割。
不良資本家對于財富的貪婪牟取形式多種多樣，最為常見的有：
1、一方面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工作強度來強迫工人作出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面壓低、克扣工人工資從工人身上掠奪盡可能多的貢獻回報，甚至掠奪工人的生存成本。
2、采取偷工減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辦法來作出虛假貢獻，供給實際上縮了水的財富，從而騙取回報。
3、采取虛報經營收入的方式，借助股票騙取公眾的財富。
4、采取“合法”的手段，規避稅收，逃避對社會承擔的分配一部分財富的義務。
當然如上不良資本家并不等于全部資本者，其只是資本者中的一部份。但這一部份所占的比例是不容忽視的。
其實，創造財富的決不是資本者，而是智力創造者，因此人們越來越對不良資本家貪婪地牟取和控制人類財富的現狀表示不滿。是誰創造了財富，就應該由誰來主導人類的財富分配。人類的財富應該重新制定分配規則。
財富分配的畸變
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家對財富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但他們通常采取“合法”的形式。在人類社會中還存在許多畸變的財富分割，這些分割采取了非法的形式，為任何社會所不容。
第一類：以權貪污型。這類人掌握著社會的公共權力，大肆以權謀私，貪污公共財富。但是，當正義的陽光普照大地時，這類人將被規范。
第二類：詐騙牟取型。這種人以各種手段騙取人們的財富。
第三類：盜竊型。這種人數量較多，但一般難以富有，通常在盜竊多次后而被社會所懲罰。
第四類：暴力寄生型。如搶劫、收保護費等。這種畸變為社會所不容。因此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通常會自取滅亡。但是當一個社會的公共權力部門特別是治安部門暗弱，甚至與不法行為勾結時，這種人對人們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
第五類：蠱惑型。這種人對人類的危害非常嚴重。這種人依靠人們對于某一事物的心智迷失，以提供非財富的東西來牟取人們的財富。這種類型如販毒等。
第六類：賭博型。賭博在人類社會是一種較常見的現象，一些人希望通過賭博這一游戲從別人那里“合理”地分割財富。這種分割在超過一定限度后會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也應為人類社會所控制。
對畸變的財富分配，必須給予嚴厲的打擊和有效的遏制。
社會階級與財富分配
如果一定要劃階級，那么應該這樣劃分：勞動階級、資本階級、治理階級、休閑階級、寄生階級。
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都是在創造和實現財富，他們有權力根據自己在財富產生中的功勞分配財富。
治理階級也參與或協助了財富的創造實現，也理應分配到相應的財富。但如果社會法律孱弱或治理階級自身思想建設無能時往往容易墮落為統治階級，從事著政治的骯臟——貪污、腐敗、官僚、行政不作為。因此，加強社會的法治建設和官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建設也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休閑階級是指因某種合法原因擁有財富而一直閑逸享樂者，它不是指創造實現了許多財富后偶爾休閑享受所獲財富的人。后者可能是勞動階級、統治階級、資本階級，他們有時的休閑與休閑階級長期的休閑是兩回事。休閑階級也與無業者不同，休閑階級是指一直休閑，不愿勞動的人。無業者中除去寄生階級、休閑階級外，是勞動階級的一部分，只是他們無機會參與勞動而矣。在人類未來財富很豐富時，休閑階級將可能很龐大。但是那時候能勞動、有機會勞動為社會創造實現財富，將是最光榮、最值得“炫耀”的事，而不象現在這樣倒置。
寄生階級則是不從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不對財富的產生作出貢獻，以非法分割財富寄生人類社會的人。應受到社會的壓制。當法律暗弱時，這一階級如雜草般瘋狂生長，吸取著人們的財富，并威脅著人們的安全。現代社會應以強有力的法律來徹底消除寄生階級對人們財富的分割，使其失去生存滋長的土壤。
財富主導權的歸屬
財富的主導權應該回到其創造者手里。不良資本家貪得無厭，對于財富他們從不會有滿足的時候。過去他們憑借其權勢大肆侵奪處于弱勢的勞動階級的財富權益，現在仍有一些不良資本家依然肆意妄為。只要人類的財富分配主導權掌握在資本的手里，資本家的貪婪就永遠不會收斂。
財富是誰創造的？財富是智力創造者們創造的。現在人類是該由智力創造者們來主導人類的財富分配了。
智力創造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具有文化修養和道德愛心的人，創造而奉獻人類財富是他們的目標，財富的回報在他們的眼里只不過是一個附加品而矣。在未來人類的無窮財富由具有豐富知識的智力創造者們所創造，這些財富的一定部分理所當然的歸屬于它們的主人；而這些財富擁有者不會像貪婪的資本家們那樣用于窮奢極欲的腐朽消費，而會在智力創造者們善良的道德下更多地回贈于社會。
陳世清在《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一書中這樣寫道：“知識經濟是經濟形態，知識運營是知識經濟這一經濟形態的經濟增長方式。知識運營真正體現了經濟模式的轉軌、經濟學科學范式的轉換和經濟領域中主體性原則的確立。經濟領域中確立主體性原則，就是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在二十一世紀應該確立創造者財富主體性原則，由財富的創造者來主導財富的分配。
關于平均分配的問題
二十世紀一些實行平均主義的國家經濟一落千丈的實踐證明，平均分配不可取。人類社會的大部分人都是勤勞的，但也有不少是好逸惡勞者。如果實行平均分配，將為他們提供成長的溫床。如果好逸惡勞風氣盛行，那么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將會受到嚴重影響。
平均分配在許多理想主義者那里是一個人類的天堂，認為那就是公平，那就是人類至善的根源。但當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錯誤地奉行平均主義時，社會主義國家深受其害。
實際上，每個人對人類社會的財富貢獻有大小，如果貢獻大的與貢獻小的分配一樣多，不貢獻的享有與有貢獻的一樣的權利，那么人類社會將是不公平的。
平均雖然使許多人對社會財富的心理消除不平衡。但它絕不會使人們走向善良。實際上在違背財富規律的平均主義長幔下，懶惰和丑惡的爭斗更加激烈。
對于財富，重要的不在于平均，而在于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使得每個人能公平地各得其所，取得自己該得到的財富。
公平，人類社會一個長期的追求。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和進步，不在于平均，而在于公平。人類社會最大的課題也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平均只不過是懶惰者的狂想和某些政客撈取政治資本的口號而已。
前蘇聯是平均的，但未必就公平，所以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所擊敗。資本主義是不平均的，也非公平的，但他在形式上主張一定意義上的公平競爭，所以財富得到很大的發展。中國過去過于追求平均，所以影響了財富的創造和實現。1978年后，中國開始致力于公平與發展，并兼顧著社會財富的相對平衡與和諧。這是人類社會一種新的嘗試，值得人們的關注和鼓勵。
論公平與平均
我們主張公平，我們不能誤入平均主義的陷阱。
過去在一些國家推行的平均主義，看似讓大多數人心理滿足了，實際上平均主義的結果是美麗的“均貧富”變成了滋生懶惰的溫床。大量人拿著鋤頭磨洋工，拿著工資在辦公室里、車間里看報、喝茶、聊天，一天一天地混。你只要不是敵人，你能力強與不強，你勤勞與不勤勞，你做與不做，別人能領多少工資、工分，你也絕不會少。結果是大多數人慢慢變得沒有生產和創造的積極性，阻礙了財富產生力的發展，每年創造、生產出的財富越來越少，國家越來越貧窮，全社會最終都成了自己的受害者。
平均主義不僅滋生了懶惰，而且它制造著不公平。平均主義浪費了社會的資源，讓最需要他的人缺乏資源而限制了發展，而不需要它的人平均地占有資源白白浪費。
總之，平均主義是違反自然規律的的愚蠢行為。但是它披著美麗的外衣，誘惑著不計其數失意的人們。許多時候成為許多政客利用的工具。當被政客所利用時，社會變得更加貧窮，人們會在暫時平均的滿足后感到更大的痛苦。
平均主義早已植根于人們的意識里，在過去曾經采取過平均主義的國家糾正平均主義影響是一項不容忽視的艱巨的任務。否則，他將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而且將使社會再次貧窮。
對于一個良好的社會來說，不是鼓吹平均，而應該是致力于公平。盡可能地讓每個人都能公平地擁有資源。其中最重要而又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是教育資源的公平。一個家境貧窮的孩子，他與富人家的子弟應該享受同樣的教育條件，至少大致能享受一樣優越的教育條件，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公平。至于成人后獲取財富的多少，那應該主要靠自己的努力。
一個政府應該在現有市場機制下進一步創立更良好、更公平的社會模式與規則，并對一些必要的領域提供政策支持。例如，中國于二十一世紀初，開使為基礎教育的學生免除學費，這使得幾乎任何一個學生不管家境有多么貧窮都有機會享受教育。這是值得肯定的。當然教師的工資得同時提高。關于社會運行模式及規則，應該盡可能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還應該在講求效率的同時，給弱者、貧困者給予必要的幫助，至少能夠保障他們生存及享受社會共同繁榮之基本成果。我們反對平均主義，反對背離自然規則的愚蠢行為，但是我們也反對絕對的自然法則主義。絕對的自然法則主義是：弱肉強食，自生自滅。而我們所應遵循的正確思想是：競爭、公平、文明、和諧。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更公平。否則我們同樣會陷入公平的泥潭。但是這不能成為不公平的借口。正確的做法是，盡可能達到最良好的公平。
以社會整體的、長遠的利益考慮政策問題
衡量一件事物和行為的最高標準，應該看其是否更符合整個社會的需要。而所有事物、行為所歸向的核心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增進人民的富裕幸福。
個體的利益我們不能隨意侵犯，我們保護每個人合法、正當的利益，這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個體是社會的一份子，或為個人，或為企業。合法、合理的正當的個體利益實際上也是整個社會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個人合法、合理的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并不矛盾。因此我們保護個體合法、合理利益，實際上也是在從根本上保護整體利益。那種以公共利益為名隨意侵犯個體利益的行為，實踐證明是極其錯誤的，它使個體的財富利益甚至生命、自由權力受到損害，它造成了社會沒有安全感。同時它賤視個體通過財富活動獲得報酬的權利，實行平均主義，打擊個體為社會創造、生產財富的積極性，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其所損害的不僅是社會中的個體，而且是整個社會。
當然，保護個體的利益得以合法、合理為前提，實質上是以有利于整個社會為原則。個體的利益往往是以合法為基礎，我們保護合法的利益，反對非法的利益。但是制定出的法律，未必就是合理的，由于政治的、草案擬定者個人水平的等等原因，許多法律并不合理。因此，我們需要努力避免不合理的法律，制定出合理的法律。這樣絕大部分重要的問題都會有良法規定與保護。當然并非所有事物都會有法律來規定，我們很難將社會的所有事物都法律化。因此對于不太重要、不太常見的，往往是根據其是否合理來判定。不管是合法、合理，最終都又歸結于是否最有利于整個社會。
以整個社會利益為原則，需要以整個社會長期利益來考察。否則以一個時點來考察同樣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例如，如果從一時的利益來考察，我們會得出將比爾.蓋茨的數百億美元財產充公有利于整個社會。但是，如果從長期來看，它會打擊大量智力精英的積極性，遏制他們對財富的熱情創造，也會過左地打擊無數資本者運用自己的財富組織社會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的積極性，影響社會的財富之力。一時有利于整體利益，但卻自我損害了長期的利益。因此，在衡量利弊得失時，需要將其放在更長遠的角度來研究。
一個確定無疑的核心目標是：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人民的富裕幸福。因此，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自由競爭、計劃控制，甚至包括市場經濟都不是終極目標，只是一些可以適當選用的形式而矣。如果為追求形式而舍棄核心目標，就如為了某件偏好的衣服而不顧身體的安全、健康、得體與舒適，削足適履。也就是說諸如什么時候該選擇哪種形式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一切都以怎樣最能促進財富的增長，怎樣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人民的幸福為標準。用這樣的標準衡量一切，一切謊言都容易被識破，墨索里尼說：“我們首先宣言，文明社會越是發達和復雜，就越要限制個人自由”，當我們用這一標準來測度時，就會發現法西斯語言邏輯的混亂及與人民幸福目標的背離。當軍國主義宣揚其國家的國民要為某一君主效忠的思想時，人們應該這樣去檢測，它有利于大多數人的幸福嗎？當核心目標明確，人類才不會受邪惡的蠱惑迷失在混亂思想的森林里。在處理財富分配上同樣如此，當我們明確核心目標時，我們就更容易將分配處理好，我們就知道，什么樣的分配最公平、最有利于財富發展，最有利于增進人民長期、普遍的富裕與幸福。
